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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教会的改革时期

时间:2018-04-09 11:02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教会
修道院的革新
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来评论或衡量封建制度下,教会内的这些令人感叹的历史事实。在今天,如果宗座不稳定就会影响到普世圣教会,但是,那个时代教会没有敌人,也没有什么严重的反抗活动,从另一方面来看,其他信奉基督的地区,对罗马的事漠不关心,也是我们不能想像的。常言道,“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教会的衰颓,给世俗权力造成了干涉圣统制的机会,时代的灾难、侵略、战争、饥饿遂使灵性生活的发展大打拆扣。第十世纪被称为教会的“黑暗时代”,也被称为“铁的世纪”,真是流弊丛生,腐败至极,在这种危险重重的情形下,如果是纯人为的机构,无疑的非灭亡不可,但是,教会一直到现在,还依然存在,而且还更加的发展。我们应当注意的是,我们的教会,是天主亲自所立的教会,就是当她认清了自己的责任时,面对压迫教会的恶势力,信赖天主的大能,坚强奋斗,因为要使教会存在并发展的,是天主自己,而且也必定成功。我们也可以把一部教会历史,比喻成“旅途中的教会”,教会是在不断的探索中前进的。有人把教会史比喻做是一首交响乐,在一定的时刻出现新的乐章,加入新的乐器,它们有时单独演奏片刻,然后又加入不断进行的乐队,有一种是开始的时候在沙漠里演奏,而后又充满整个宇宙的乐器,这便是克吕尼的隐修院。可以这么说,面对教会的颓废腐败,地方教会多次集会讨论改善之道,主教们也起而与贿买神职品位的恶劣风气奋斗,整顿神职界。但是,决定性动力还是起自隐修院,在动荡腐败的封建社会里,隐修院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对内,可以喘一口新鲜的空气,对俗世的腐败感觉厌恶痛心的人,几乎都退隐到旷野里,度独善其身的生活,专心祈祷补赎,其他的人闻风而至,去追随他们的芳表,请求收为门徒,例如1012年,圣罗慕亚在义大利创立嘉玛道力修会,圣若望·卦尔白在1039年创立瓦龙伯·罗沙修会,这些隐修院的影响很有限,但是,在法国心脏地带,距离里昂八十公里的克吕尼隐修院却是光茫四射,遍及西欧。下面一小段音乐之后,我就为各位介绍教会革新的先峰克吕尼修道院。
教会内,早在第十世纪初,已经开始了一项革新运动,它直接的对象是修道院的生活,但其影响所及则是整个教会和罗马教廷。公元910年,阿奎丹的威帘公爵,捐出他在克吕尼的土地,建立了克吕尼修道院,根据当初建院大事录的记载,克吕尼不隶属于任何俗世的权威或主教,而直接属于罗马宗座,因此它得照例缴纳中古时代所规定的税额,每五年纳五个金币,作为罗马宗徒坟墓前所点燃的油灯的费用。修院直属于罗马宗座的事,克吕尼并非是首创,但这也是克吕尼所散播的“绚灿的未来”的种子之一。克吕尼隐修院从一开始就直属宗座,而不依附私人力量,以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是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使教会从中古封建制度下解脱出来,这一所受宗座保护的修院是一个标记,它引发了宗座从俗世权力的桎梏中为争取自由而努力。克吕尼创建时,是教宗塞奇三世在位时,当时罗马的贵族“督斯古龙”伯爵大权在握,视教宗为其个人私有的囊中物,可以说是教会黑暗时代中最为黑暗的日子。
克吕尼的首任院长拜尔诺,立刻使克吕尼成为模范隐修院。在克吕尼隐修院最伟大的院长、可敬的“伯多禄”在任时,也就是公元1122到1157年之间,母院已有修士四百六十多人,各地的分院多至两千多所,其受人之欢迎,就可想而知了。克吕尼一反圣本笃的传统,有三项基本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修道院的流弊。第一,克吕尼所接受的各种捐赠不论是钱财或土地,都是纯粹的礼物,而不附带任何的封建制的条件,因此,除了为施主祈祷献弥撒之外,克吕尼不执行任何封建式的服务,换句话说,克吕尼拒绝被卷入封建制度的漩涡中;第二,按照本笃会的会规,修士必须在田园工作,但是历代修道院所得到的土地,已有附属的农工人手,实在没有修士去亲自工作的必要,克吕尼为了补救这方面的缺陷,特别强调教会礼仪方面的举行,来补充修士每天生活的空挡,使修士不致游手好闲,由于克吕尼注意教会礼仪,连带也推行了宗教艺术,对建筑、绘画、雕刻、音乐等,都有很大的贡献;第三,克吕尼最重要的革新是中央集权制,本笃会的每一所小型修院都是独立的,修院和修院之间,除了精神上的联系外,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关系,克吕尼则是相反,所有修道院都是分院,隶属于克吕尼母院,克吕尼院长也是各地方分院的最高院长,各分院的院长,得完全听命于服从母院院长。在欧洲到处都盛行分裂的封建制度时,唯独克吕尼能够实行中央集权制,这对后来教会和封建列国的中央集权,未当没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十一世纪中叶以后,教会各方面的改革,是受到了克吕尼的推动和刺激的。
当时有些和克吕尼没有联系的修院,也接受了克吕尼的习惯,得到克吕尼的援助而进入革新之途,其中还有些与革新的修院组成联盟,他们的重要性也与“克吕尼”相同。克吕尼的成长与它对整个教会所发生的影响,系于历任的院长的人格和他们漫长的任期,从开创之初到“可敬伯多禄”当院长,共计250年,只有八位院长,而在这同一时期,却有52位教宗。在克吕尼的八位院长,已有七位列入了圣品。克吕尼和它联盟的修院在他们领导之下,树立了继往开来、不折不挠的精神与坚定不拔的目标。克吕尼也逐渐在教会中发挥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力量,克吕尼的修士祈祷时间很长,没有空闲的工夫做学术研究,贫苦百姓都信赖他们的祈祷,为亡者祈祷,是他们特别的意向,这和济贫,是他们经济的来源,信友们都乐于捐助他们,因为他们确实知道“克吕尼”不会忘记他们的亡者与贫者。公元998年,奥迪洛院长发起追思亡者的纪念日,圣教会也因而在1030年制定了11月1日为追思已亡节,一直沿用到今天。
克吕尼的革新运动到了十二世纪时的加伐院长任内,有许多附属修院分布在义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巴勒斯坦,总共有29座修院,90座小型修院,三百四十座教堂,以及五千位修士,此后在西班牙、英格兰也都先后出现了克吕尼的革新运动。
除了克吕尼的修院之外,第十一世纪的另一种修院活动,是在义大利北部兴起的隐修团体,一部份也受了克吕尼的影响,所建修院,以圣本笃会规为基本精神,那就是前面我提到的圣罗慕亚于1012年,在义大利北部所创建的嘉玛尔道力隐修院。圣罗慕亚的隐修院彼此之间有一个简单的联合会,也完全受宗座的保护,他们的生活相当的严谨,因此,人数始终不多,但是,他们对十一世纪时的信德复兴,有很大的责献,他们中间有一位彼得·达弥盎,他是教会革新运动的健将之一。
克吕尼和嘉玛尔道力,对教会的特别贡献,就是他们对天主高度虔诚的榜样。那时候,不知多少的地主缺乏虔诚与责任,把主教,隐修院院长以及神父们看作是他手下的仆役,甚至在第十世纪的罗马、包括教宗在内,也缺乏虔诚和责任感。当然修士们沉默的榜样,不会直接带来人灵的救赎,罗马特别需要一位强有力的人物来促成革新行动。那么,罗马的教廷必然会有一番作为。
教会制度的革新
在封建制度下,教会受封建制度的影响,也趋向了封建化。由于教会的封建化产生了许多的流弊,步上了衰颓之路,有心之士已在第十世纪开始倡导改革,首先是修道院的生活,最有名也最具成效的是,法国里昂附近的克吕尼修道院,影响所及包括了整个教会,还包括罗马教廷。有关克吕尼修道院革新运动都作了介绍,下面是介绍在革新教会的工作上,最初的几位比较有名的教宗。
侵蚀教会的病根就是,在封建制度下所造成的流弊,那就是“俗人对委任神职人员的僭越”,唯一能革除这种流弊的,只能等待有魄力的教宗。公元1049年,教会开始了一连串的革新运动,内则清除教士生活的腐化,外则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改革的中心人物是教宗额我略七世,因此也称之为“额我略改革”。额我略七世未当选教宗以前的名字是希尔德布朗。从1049年开始,他一直是罗马教廷推动改革的主力,所以呢,这个改革时代又称为“希尔德布朗时代”,尽管名称不一样,但都是同个主力人物。这次改革以俗人授职这问题为焦点,引起了空前未有的政教冲突,因此,又有“俗人授职冲突”之称。
参加这次改革运动的第一位教宗是利奥九世,当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三世任命他的亲戚督尔的主教布鲁诺为教宗,取名利奥九世。利奥是最后一位日尔曼皇帝任命的日尔曼籍的教宗,他深切了解这种局面的不正常,因而决心从事教会的革新运重,对罗马教会来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逐渐重建它领导欧洲社会的地位。首先,利奥九世坚持在罗马举行正常选举,当他去罗马时,就把青年希尔德布朗带在身边,希尔德布朗那时还是一位隐修士,希尔德布朗事奉利奥九世及以后的几位教宗,直到他自己被选成为额我略七世为止,真可谓任重道远。利奥九世上任以后,带领着改革人员巡视欧洲,自莱茵河至义大利南部,凡是他不能亲自前去的地区,便派代表前去,到处召集会议,训令改革。所召集的主教会议,除了在罗马之外,也在巴维亚、兰斯、美茵兹等地。在这些会议中,重申神职人员的独身制,也就是禁止教士结婚,禁绝神职和圣物的买卖,并且禁止一般教友直接担任神职,这样,整个西欧都明白了教宗已经决心整顿教会,铲除根深蒂固的积弊,这是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罗马教宗直接负起了领导的责任。革新之门已经开启,继任的教宗,要继续进行这个伟大的事业。
利奥九世去逝后,罗马教会不顾可能面临的日尔曼皇帝和罗马贵族的反对,立即进行选举,结果选出维克多二世,他向着革新之路继续前进。他在翡冷翠召开主教会议,重申神职人员的独身制,严厉惩罚违反独身制的教士,并且,重申禁上神职与圣物的买卖。两年后,维克多二世就去逝了,又选出史提夫九世,他在位只有几个月,罗马的贵族又重演专横的故技,推立本笃十世,当时希尔德布朗正在日尔曼,获得消息后,乃请求日尔曼的皇后安妮丝出面干涉,终于选出了合法的尼古老二世。尼古老在1059年上任以后,在拉特郎召开教务会议,讨论有关选举教宗的问题,以及教会弊端的革新之道。我们知道,无论何时,皇帝或权贵对选举教宗的大权把持控制,那么,对神职人员道德低落的奋斗,就不可能收到效果,皇帝或权贵所指派的教宗虽然有时很适当,像利奥九世。但是,谁又能保证他们不把国家或个人的利益放在教会之上呢?这种僭越教会权利的弊端,对教会造成的伤害实在太大。尼古老二世决心对症下药,在会议中颁布了《选举教宗条例》,建立选举教宗的法制,使外来的政治力量不得干步。《选举教宗条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在程序上,首先由“枢机团”提名,再由枢机教士,包括神父和辅祭们附议,最后由罗马城教士和教民的欢呼赞同。其他还有两个附带的条件,一是,侯选人以罗马教区的教士为先,否则,其他教区的教士也行。二是,选举以后将经过情形报告日尔曼主教,这两个附带条件,随着时代的改变已经废除。现在我把枢机的来源作个介绍。
“枢机”这个名词来自拉丁语文,表示他们的职位重要,身负教会的重任,就好像“门枢”负荷着大门一样。而“枢机团”的组成呢,开始的时候,是颁给罗马各本堂神父和七位在罗马负责救济事业的副祭的特别名衔,在大公会议的议决书上,随着教宗与六位郊区主教之后郑重签名。在中古初期,“枢机”还不是一种荣誉头衔,而且,在罗马之外,也有使用这种名衔的教士。第十世纪时,教宗开始召请各地有名望的教士到罗马,尤其是克吕尼的修士们,赐给他们“枢机”的名衔,并且,赠给每一位枢机一座罗马教堂,或是罗马郊区的一座主教公署。十一世纪时,开始把“枢机”的名衔,赐给不常驻罗马的非罗马籍主教。教宗史提夫九世去逝以后,环境促成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唯有“枢机”才有当选为教宗的可能,这就是“枢机”特殊荣誉的主要原因。这时候,罗马的权贵,督斯古龙家族和克来谦迪家族联合一致企图攫取伯多禄的宝座,以抗拒神圣罗马帝国的势力又再度控制罗马教会,枢机们不愿意接受由两大家族所指定的本笃十世为教宗,于是离开罗马,他们在锡艾那由督斯加尼女伯爵出面保护,选出翡冷翠主教为教宗尼古老二世,希尔德布朗在日尔曼请求皇后安妮丝出面,以武力协助尼古老二世返回罗马,驱逐了不合法的教宗本笃十世。
在早期教会,罗马教宗,也就是罗马城的主教,和其他的主教一样,是由当地教士和教民推选的,照一般的惯例,是在选举之前,先征求皇帝的意见,或是在选举以后报告给皇帝。第八世纪“敬礼圣像”的纠纷发生后,教宗和东方的皇帝断绝了来往,所以选新教皇就不征求他们的同意了。加洛林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时代,罗马教宗有了新的现世君主,代替了过去的君土坦丁堡皇帝。从公元八百年到1049年,教宗和皇帝都开了例,彼此都认为自己有控制另一方选举的权力,同时地方贵族参与干涉教宗的选举,结果,在这两百五十年间,教宗的选举,不是受到当地教派的影响,就是受到皇帝的干扰。尼古老二世教宗颁布《选举教宗条例》的目的,就是在恢复早期民选的习惯,使选举权重新回到罗马城的教士和教民的手中。
不过尼古老二世虽然恢复了古代教宗民选的精神,但是,却建立了“枢机团”,把选举教宗的权利给了“枢机”们,使“枢机团”成为一个特殊的法定机构。尼古老二世时的“枢机团”包括七位主教,28位神父和18位辅祭,枢机主教提名侯选人,其他的枢机投票附义,然后当选人受罗马教士和教民的欢呼赞同,枢机既然获得了选举的特权,从此,也就成为罗马教会最具特权的人物。但是,这个新选举方式,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弱点,中古时代的任何选举机构,仿佛是过去罗马的元老院,还没有每票同一价值的观念,而有所谓“重力票”的看法。一位枢机主教的票,可能抵得上好几位枢机神父和枢机辅祭的票,因此,往往发生一位侯选人获得多数普通票,而另一位侯选人获得较多的“重力票”,因而常有纠纷。教宗尼古老二世并不只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不相信几百年来的积习,可以只由一纸命令而取消。罗马教宗既然已经是欧洲政治圈里的一员,也就必须以政治手段来对付外来的政治压力。他变更过去教廷的政策和义大利半岛南部以及西西里的诺曼人缔结盟约,要他们宣誓,维护今后教宗选举的独立自主。经驻告诉我们,教会内部大多数的缺点,都是源自于法律的不确定,谁有权合法地参与教宗的选举呢?根据教会通功的原则,所有的教友都有侯选之权,全教会同意的选举,便算有效,因此,长久以来,罗马公民、贵族,以及保护者自居的皇帝都可以视为教会公意的代表,而历代教宗的推选方式形形色色,都可认为有效,但仅仅根据习惯的选举方法,虽然可以避免没有职责人士的干扰,仍然有发生争执的可能。1059年的“拉特郎主教会议”规定:“从此以后,唯有枢机,有积极参与教宗遴选的权利,其他的神职人员与罗马公民只能在选举同意后表示赞同。至于皇帝的权力,从此只是:‘在不损伤对方荣誉和尊敬的情况下,不赞成对方的意见’这一条款上。”那么,这一条款的意思是,每次选举完成时,由“枢机院”专书通知皇帝,以表示对他职守的尊重,同时强调皇帝的尊荣,仍是教宗授了他的特权。
在“拉特郎会议”中,另外一个议题就是“俗人授权”的问题。议题中,再次阐明以下的规定:“禁止俗人授予神职,在祝圣及采物赠与中,禁止一切买卖圣物和神职的交易,神父若是不遵守独身制度时,教友不得参与他的弥撒。”这一条训示和开除教籍的法令一样的严峻有力。教宗尼古老二世特别希望教士们能度修士的生活,毕竟这只是一种劝告而不是法律,事实上,这个劝告,激起了神职界的全盘的革新。这条训示和《选举教宗条例》都并列在“拉特郎主教会议”后,所颁布的《全体的警觉通谕》之中。第二年,1060年,尼古老教宗又重申前令,不过,这次没有提到日尔曼皇帝,而罗马民众的欢呼赞同也被取消了。
继尼古老二世的是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他是依照新的选举教宗条例所选出的。但是,日尔曼当局,以违反过去的传统为理由,拒绝承认亚历山大,而另外任命何诺里二世为教宗,派军队占领罗马,经过彼德盎弥盎枢机主教全力替亚历山大二世,保守义大利后来强有力的科隆总主教亚诺,为了拥护合法教宗击退日尔曼人时,被任命的何诺里自认不合法,便悄然隐退。到1064年,日尔曼皇帝才正式承认亚历山大二世,这是尼古老二世的《选举教宗条例》颁布以来的首次胜利。
教宗尼古老二世,他如何努力的在重振教会的领导权,以《选举教宗条例》,清楚的规定了选举教宗的程序和资格,正是对“俗人授权”对症下药的强心剂。尼古老二世去逝后,就是按照《选举教宗条例》选出的,虽然受到日尔曼皇帝的干涉,但是,受到各方面的支持,使对立的一方知难而退,而使尼古老二世的《选举教宗条例》获得了胜利。下面的任务,是新上任的教宗如何为教会争取权利。
教宗与日耳曼国王的关系
教宗亚历山大二世,他是一位忠诚的改革家,在米兰当神父的任期内,他创始了一种民众运动,反对买卖圣物,反对不合法的神职,这一个运动称为“巴达利亚”。被选为教宗以后,他一本利奥九世以来的革新政策,积极推动教会的各项改革。首先召集各地推动“巴达利亚”的领袖们到罗马,在祝圣枢机的御前会议上,承认“巴达利亚”运动,并且,把代表教会的旗帜授给海伦拔尔骑士,他是推动“巴达利亚”运动的在俗教友,这真可说是举世无双的新鲜事。教宗明令信友,反抗不合法的神职人员,他还充分发挥教宗权力,驾乎人事忌惮之上,他以开除教籍,警告结婚不久而又离婚的日尔曼国王亨利四世,他还制裁了和他友谊深厚,而且还曾经出面,强力击退来自日尔曼的阻力,也帮助他,让与他对立的何诺里悄然隐退,而使他顺利的成为当时唯一的、具有权威的教宗。教宗亚历山大二世在位十二年,由于日尔曼国王亨利四世登基时,年纪只有六岁,贵族专横,到他成年亲自主政以后,又忙于重振王权削平诸侯,无暇和教会对抗,政教冲突的表面化,要到继承他职位的圣额我略七世教宗在位时,发生所谓“俗人授职冲突”,这是中古时代政教冲突的最高潮。
额我略七世原名是希尔德布朗,大概在1015年到1520年之间,生于托斯卡尼的少诺城。少年时到罗马就读于圣玛利亚修道院,当教宗额我略六世被日尔曼国王亨利三世罢黜,放逐到日尔曼时,希尔德布朗是以秘书的身份随行,后来当他被选为教宗时,取名为额我略七世,就是要表明亨利三世干涉教内政的非法性。教宗利奥九世从日尔曼到罗马去就职时,希尔德布朗成了他的随行者之一。不久,利奥就任命他为罗马教会的助理辅祭,是罗马教廷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许多学者认为,从1050年开始,希尔德布朗实际统治罗马教会的人物。从利奥九世开始,历代教宗的改革措施大多出自希尔德布朗的策划,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当1073年亚历山大二世去逝后,希尔德布朗,他以首席六品辅祭的身份主持教宗的葬礼,罗马公民夹道欢呼,争睹他的风采,称希尔德布朗为新教宗,枢机们立刻到宗徒之长伯多禄在罗马受监禁的纪念堂,正式选举希尔德布朗为教宗。一向谨慎的希尔德布朗,在获得日尔曼皇帝亨利四世的同意后,才接受教宗的加冕典礼。历史上,只有少数的几个人,他们的名字会在人们心中唤起异常矛盾的情绪。如果,要给他们的人格下断语实在不容易,教宗额我略七世,他就是这些少数人物中的一个。十九世纪的格利哥罗维认为,以拿破仑和额我略七世来比较,拿破仑不过是个野蛮人罢了!格利哥罗维认为额我略七世是一个魔术家,他会用不可见的魅力使全世界吃惊,圣教会将额我略七世祝圣,列入圣人行列,每年五月25日来庆祝他的瞻礼日。有些人认为他是一位政治型的教宗,而非宗教型的教宗,可见额我略七世给他同时代的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好友圣彼德达弥盎,曾经诙谐的称他是“神圣的撒旦”,意思是额我略七世是一位卓而不群、夙夜匪懈的人物。他身材矮小,敏捷劳碌,充满着勇气与活力,啃蚀着他的灵魂的,是一种要光荣天主的热忱,他什么都能干,但必须有目的,他的信札,几乎全都保留下来,使我们得到有关他教宗生涯的史料,他的大部份信函是致各地的总主教、主教的,也有给各隐修院院长的,另外他也和欧洲王公们通信,甚至还与摩洛哥的阿拉伯君王通信,在内容上,不只是礼尚往来的信函,其中还有许多论及教会权益,道德进步,买卖圣圣物,与开除教籍等主题。想要了解额我略七世与亨利四世之间,政教上的冲突,必先认识额我略七世的一般活动,现代史学家对“卡诺撒”一事的描绘琳漓尽致,使人以为那是额我略七世的全部的教宗生活,其实他一生的工作,并不在抑制亨利四世,相反的他常常避免和皇帝冲突。
额我略七世初任教宗时,并没有新的计划,他仅仅承继利奥九世以后的教会革新工作。教士道德生活的重整,教会从世俗力量获求解放,在额我略七世当选教宗以前,这两项运动的主要部份已经完成,各教宗对革新的理想都已经有了共识,教会能重新尊奉圣统制与牧灵的职权,要归功于还没有当选教宗的希尔德布朗,我们可以说,希尔德布朗的成就超过了以后成为教宗的额我略七世。
额我略七世与日尔曼皇帝关系的破裂,主要原因不在事实本身,而在亨利四世的个性,额我略七世上任时,亨利四世只有23岁,童年时恶劣教育和不幸的环境,使他没有到达道德上的成熟期,他时而骄横怪异夸诞,时而哀沮绝望,根本没有个性可言,因此,他营营于狡诈之道,以补偿他性格上的缺陷,现在的人称呼这一类的病是歇斯底里症。亨利四世缺乏男子气概,在政治上和私生活上都毫无能力,他同时代的人都不尊敬他。
额我略的政治思想曾经引起学者的激辩,有人认为他企图建立一个以教宗为中心的神权帝国。从额我略七世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的作品看来,我们得不到这种极端的结论,虽然额我略七世曾明显的说明教宗对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和阿布利亚等地的主权,但是,这主权是封建主权,因为西班牙、匈牙利、丹麦、波兰、阿布利亚等地方,至少在教会的立场来说,它们是教廷的附庸国,更有力的反证是,在冲突期间,连最反对额我略的人也没有指控他有取代王权,建立神权的野心。
本质上,额我略七世的政治思想是根据杰来西的“双权论”,教会有统治人的灵魂的权力,而所谓人,则包括帝王公侯在内,有关灵魂之事,教宗有绝对权,帝王犯了罪,也该受社会的制裁,所以,开除教籍,罢免皇帝等,都在教宗的权力范围之内,可是,像这类的极端措施,很容易被解释为神权帝国,额我略七世之被诬蔑,原因就在这里。再看看日尔曼的情形,公元1056年,亨利四世继承日尔曼人王位的时候,只有六岁,在他未成年的这段时间,日尔曼政治的弱点呢,已经全部暴露无遗,既没有所谓中央政府的系统,又缺乏足以帮助国王行使权力的官僚制度,贵族们唯权力是从,亨利三世在位的时候,他们固然不敢跋扈,但母后听政就不足畏了,也就开始了权力的斗争。内战期间,得势者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个人争取利益,亨利不断为各党派所轮流把持,养成了他反覆无常,多疑急躁的性格,但是,这也日使他体会到日尔曼急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069年,亨利四世亲自主政,决心削弱诸侯的势力,建立稳固独立的王权。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亨利四世认为首要之务,是在建立一个组织严密的王畿,作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基础;其次是建立一个忠诚可靠的官僚制度,以对抗贵族的擅权,因此,他把萨克逊南部的一块土地,占为己有。这块土地位于日尔曼的中心,有丰富的银矿。他大量任用出身微贱的侍臣,代替贵族和教士,来建立他的官僚制度。亨利四世在执行这些政策时,似乎是操之过急,为了扩张私地,他以各种借口没收萨克森公爵的封地,甚至还把公爵监禁起来。他任用了许斯华比亚附庸来镇守新获得的土地,因而引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感,他之重用侍臣又招来了贵族的不满,因为,政府里的职位,一直是他们的专利。总之,亨利四世过于激烈的措施,令那些长久以来就掌握着权力的贵族们难以接受。所以,当萨克森人再度叛变的时候,亨利四世竟然得不到任何贵族或教士的支持,结果呢,只有放弃那些大批的新得来的土地。在不得的情况下,亨利四世一反二十年前,罗马教宗要他父亲亨利三世协助的情况,转向教宗要求支援,而1073年,额我略七世才刚上任不久,亨利四世致书给教宗,向他认罪,并请求他的援助,在言辞上谦卑有加,和他三年后的倨傲相比较,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额我略才刚上任,正准备推行改革的相关事宜,而没有加以理会,这也就播下了亨利四世对教宗怀恨的种子。
1074年,额我略七世召开上任后的第一次“拉特朗教务会议”,重申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的禁令,这个呢,也已经成为历年罗马教宗召开会议的惯例了,不过,这次的禁令,不仅在言辞上比较以前更为决断,而对违反者的惩罚呢,也更为具体,会议的条文说:“凡以金钱交易而获得神品神职者,今后在教会内不得执行任务;同样,以金钱买得教堂者,应被革除,今后,一切买卖都视为非法;结婚的教士不得举行弥撒,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做辅祭,教友也应该拒绝他们的服务……”这些禁令立刻生效,并没有给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我们是可以想像到这禁令所引起的良心问题,而其他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还在不言之中,神职交易和教士结婚已经是相当普通的事,要使买到职位者放弃职位,已结婚教士放弃妻子儿女,谈何容易?如果额我略七世能给这些人一段缓冲的时间,并拟定一套妥善可行的计划,那么改革的工作或许会有效,而政教的冲突或许可以避免。
1075年二月,“拉特朗教务会议”,又重申禁上俗人授职的陋规,并且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占教会权益,这俨然是战争的号角,中古时代最激烈的一场政教之争就这样开始了。
教宗额我略七世上任以后,针对俗人授职的弊病,连续在1074、75年的“拉特朗教务会议”,不断重申:“凡以金钱或土地交易而获得神品、神职者,无论是贿买或是赠与,都属非法,否则授与和接受的双方都应开除教籍。”尤其在1075年的会议上,直接指名禁止亨利四世侵占教会权益,明令禁止国王今后锡封主教的职位,俨然吹起了战争的号角,中古时代最激烈的一场政教之争,就此开始。下面继续探讨这场战争的情形,并且来看看这场战争的结果究竟如何。
俗人赐封神职的权力,不单是宗教上的问题,而且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上的问题。对一般世俗地主,无疑的,这一项禁令是在剥夺他们应有的权利,因此而导致了他们财产的损失。日耳曼的国王更相信这禁令,会促使封建政治和王权政府解体,因为,教士们为政府服务是大家公认的需要,而授职禁令,直接的剥夺了教士们的政治地位。这次的禁令,并不容许有任何例外,不过在执行上也权衡各地方不同的情形,采弹性措施而有宽严的区别。在英格兰和西班牙,这项禁令从未公布,因为英格兰才刚被北方诺曼人,也就是维京人所征服,而征服者威廉是教宗的知友;而西班牙地方神职交易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法兰克的菲力普一世对教会的干涉,教宗对他似乎比较宽容,大致说来,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目的是在改革教会,只要各王公显要不公开违反原则,在执行上,教宗对他们还是乐于让步的。至于日尔曼的情形,就与英格兰、法兰克等地不尽相同。政府组织内的重要成员,几乎全是高级教士,因为主教和隐修院的院长等人,正是亨利四世用来对抗贵族的主要力量,就日尔曼皇帝的立场而言,放弃授职锡封的权力就等于放弃了政府高级官员的任命权,而且,还危及到征用教会附庸骑士军事服务的权力,更损失了大量的经济来源。当1069年,亨利四世亲政以后,一面紧握着控制教会的大权,来对付日尔曼境内善变的贵族,一面又企图分化伦巴底地区和义大利其他的地区,尤其是教皇国的关系,作为他控制义大利的基地,这些政策都引起革新教会者的不满。
米兰是伦巴底首善之区,自从改革运动开始以来,该城教会就分成了新旧两派,互不相让。1075这一年,又以选举主教的问题,两派之间激烈斗争。革新派推选出阿督为米兰的总主教,并且,也获得了教宗额我略七世的承认;保守的反对派去请求亨利四世任命一位新的主教。亨利四世明知阿督已经获得教宗的承认,仍然故意再任命米兰城的辅祭铁达道为该城的总主教,罗马教宗和日尔曼皇帝之间的战争,终于揭开了序幕。亨利的这种做法,不但损害到教会的权益,而且可以说,已经侵犯到了教会的领域,是一种挑战的行为。教宗在忍无可忍之下,在1075年的12月,向亨利四世提出义正辞严的照会,致书警告亨利四世的不法行为,虽然没有明白的说要开除他的教籍,或罢免他皇帝的帝位,但是,字里行间隐含了类似的威胁,这封信由教宗派了专使亲自交给亨利四世。
亨利四世认为,这是教宗的挑战,他的答复是,在1076年的1月,宣布召开“伏姆斯会议”,参加人员是受亨利封的日尔曼的主教们,会议的议决,是罢免教宗,由亨利四世和每一位主教,各自致书给教宗额我略七世,他们称教宗是假教宗、假修士。亨利四世给教宗的信里面,申言讨伐教宗额我略七世,逼教宗退位,他说:“我!亨利,因天主圣宠而为国王,偕同所有的主教对您说:‘下台!下台!让你遗臭万年!’”词句狂妄、态度傲慢,是历代所少见。二十天后,教宗收到信函,宣布召开教务会议,通过罢免亨利四世。凡是参与“伏姆斯会议”的26位日尔曼主教,支持亨利四世的伦巴底主教以及拥护亨利四世的所有教士和教友,一律开除教籍。同时,教宗也致书给日尔曼全体人民,说明事情的经过。这真是一件空前的大事,罗马教宗不仅是开除了一位皇帝的教籍,而且,剥夺了他所拥有的帝国。而教宗额我略之所以这么做,是根据宗教上的理由,而不是政治上的理由,亨利四世违背了教会的法规,而且是屡劝不改,那么以他身为教友的身份,他自然应该受到教会的处分。在一个基督教的社会里,一个失掉了教友身份的人,自然也就失去资格来统治“基督教共和国”的人民了。额我略表面上,似乎只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却也间接的剥夺了他的政权。中古的教会,始终没有忘记这件大事,而以后的教宗,也多步上额我略的后尘,以同样的方式来对付不服从教会的帝王们。七百年前,米兰的总主教圣盎博罗削所说的:“皇帝是在教会之内,而非在教会之上。”的教权至上说,又再一次的由事实来加以证明。
自从罢免之令公布以后,不仅日尔曼的贵族们公开的叛变,连过去支持亨利的主教们也都离开了亨利。为了挽救这个局面,亨利再度在伏姆斯召开帝国会议,而额我略教宗也致书给梅因斯的主教赫尔曼,解释“神职”和“王权”的关系。我们看出来,当前的争执,已经不是额我略和亨利个人之间的争执,而是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争执,争执的内容,已经不是钖封教士之权属于谁?而是变成了“神权”和“王权”,究竟谁高谁低的问题了,这一点,就是这次冲突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之所在!
为了响应额我略的呼吁,1076年10月,日尔曼的贵族在莱茵河畔的奥本汉集会,亨利呢?也被邀参加,大会议决说:“在指定的时间内亨利应该表明立场,假如亨利能公开悔过,获得教宗的赦免,就既往不咎,否则的话,就要另外选举贤能者做日尔曼的君王,大会又通过1077年二月在奥格斯堡集会,邀请教宗‘额我略’亲自来主持。”亨利眼见大势已去,为了拖延时间,发表了两则声明,一则表示,服从教宗。一则呢,取消反额我略的命令。
1076年的冬天,额我略应日尔曼贵族的邀请,离开罗马北上,来到卡诺撒,准备出席“奥格斯堡会议”。1077年的一月里,亨利和几个随从,经过长途跋涉,偷偷的翻越阿尔卑斯山也来到了卡诺撒,一连三天三夜,身上穿着罪人请求赎罪的粗麻衣服,光着头、赤着脚,站在卡诺撒堡垒前。卡诺撒堡垒属于女公爵麦蒂尔达所有,当时女公爵的继承人亚特莱和克吕尼修道院院长休格督与教宗额我略同在。亨利派人致书给教宗,恳求教宗取消开除教籍的成令,还表示愿意遵行教会的规章。额我略比堡垒中的诸侯公主们更心硬,诸侯们曾经请求教宗的开恩,尤其是女公爵和公主们还曾流泪请求,而教宗这时候,可以说是陷于进退维谷,两难的境界中而不知所措。身为神长的他,不应该拒绝为忏悔者赦罪,可是,他洞察了亨利的内心,怀疑这个昨天还暴戾恣睢,今天又如此谦卑、唯唯诺诺的人的真诚,对亨利的悔过未尝不深具戒心,但是,若不赦免他,实在有违宗教领袖的精神,而且,舆论对他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开始有了微词。最后,他司铎神职的责任感占了上风,赦免了亨利,撤销了对亨利所下开除教籍的禁令,亨利也答应宣誓服从教宗。额我略以政治家的眼光及以后的事实证明了,他自己已经铸下了大错,在《致日尔曼公侯》的信函中,表露了他内心的惶恐。有的历史家批评他做宗教家有余,当政治家则不足。在宗教和社会的两大压力下,教宗虽然看透了亨利的苦肉计,而额我略似乎舍宽仁之外,也别无他途了。“卡诺撒事件”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至少在表面上,“政权”已经完全向“教权”屈服,可是许多历史家却认为亨利才是真正的胜利者,以后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政治的诡计遮掩不了额我略的伟大精神,虽然明知自投罗网,却不能出卖自己的信仰和原则,额我略在卡诺撒事件中,证明了他是一个宗教家,而不是某些历史家所说的“一个想要统治基督教共和国的野心家”。教宗额我略七世,圣教会在他去逝以后,将他列入圣品,加人了天上圣人的行列。
“卡诺撒事件”解决了亨利个人的问题,却没有解决日尔曼的政治问题。1077年的三月,日尔曼的贵族们,在佛森集会,不顾教宗代表的反对,罢免了亨利,踊立鲁道夫为国王,于是,日尔曼境内兵戎相见,内战兴起。鲁道夫是亨利四世的姐夫,他当选国王后,立刻宣誓放弃钖封教士的特权,而且不企图使王位再世袭。而亨利从卡诺撒回来后,不顾自己的誓言,继续控制教士,干涉教会的内政,而且还曾一度要求教宗开除鲁道夫的教籍。自从内战以来,教宗始终保持中立的态度,亨利既然故态复萌,教宗于是在1080年的教务会议中,再度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免除了他的王位,并且正式承认鲁道夫为国王,亨利就率领日尔曼的主教先后在班堡、梅因斯、布里森等地召开会议,反击教宗,称教宗是魔术家、妖巫、异端的保护者、谋刹犯,诬陷教宗毒杀四位前任的教宗,在会议中把教宗免职,另立拉温那的总主教为克勒孟三世。五年前的政教冲突,又再死灰复燃,而且还得为惨烈。由于日尔曼局势的剧变,教宗额我略的处境越来越困难“鲁道夫在一次内战中受伤不治阵亡,亨利也就在1081年的春天,率领军队入侵义大利,逼近了罗马城,但因军力薄弱,没有能够攻下罗马城,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围攻,1084年,罗马终告不敌而陷落于亨利四世之手,十天以后,亨利就在克勒孟三世的手中接受皇冠,额我略避难于圣天使堡垒。这位被开除了教籍的皇帝,便由他自己所立的教宗加冕。最后,罗拜基斯卡率领诺曼人抵达罗马,驱逐日尔曼人,解救了教宗,不料解救者反而在罗马横行蹂躏,遭到罗马人民的怨恨,他们把这种怨恨转加在教宗身上,教宗为了避免报复,无奈地随诺曼人退出罗马去沙勒诺避难。一年以后,含恨而死,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正义,憎恨罪恶,因此流亡而死!”一位处约不屈,处顺不骄,始终为争取教会的权利而奋斗的伟大教宗,就这样去逝了!从世俗的眼光看来,好像被武力征服,其实真是胜利者,他那清除教会积弊的努力终将结果,他的信念也终将实现。他争取到教会选择自己的领袖人物的自由,也巩固了神职人员的独身制。
额我略七世含恨而死,在他去逝以后,没有人愿意当教宗,枢机们两次都选出卡西诺本笃会修道院的院长为教宗,但都没有被他本人接受,第三次再选,仍然是这位院长,他才勉强接受。而后,他又打算辞职,当时罗马已经是呈半废虚状态,宗座的经费也已经枯竭,难怪有些教宗,一直保有他原有的主教职位,以便能得到生活费用。新教宗就是维克多三世,身为卡西诺修道院院长的他,在经费方面是不成问题的,他甚至答应给愿意接受教宗冠冕的人相当的薪俸,正是买卖圣职的倒置方式。在过去,教宗的就任从来没有像这次如此的勉强。维克多三世曾经是额我略七世推动的革新运动的柱石,他决心遵循额我略七世的遗志,可惜他在额我略去逝的两年后的1087年,也去逝了。继维克多三世的教宗是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富有毅力和政治意识的吴尔朋二世,他是法兰西人,在额我略七世任内,曾经召他到罗马,赠给他枢机的荣誉。曾经有学者拿吴尔朋与古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相比,拿额我略七世与凯撒相比,是有道理的。因为吴尔朋二世是额我略七世以后,比较幸运的一位教宗,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比拟并不太适当,因为中古时代最伟大的教宗与帝国的统治者是不相同的,也就没法儿比拟。在吴尔朋二世上任时,罗马被亨利四世所任命的对立教宗克勒孟三世所占据,吴尔朋在罗马城外逗留很久,他和诺曼人、法兰西人为伍,他对圣物、神品神职的买卖以及俗人锡封神职权的禁止,在执行上更加严厉。法王菲力普一世离婚后,又拐骗宫中妇女,被吴尔朋二世开除教籍,菲力普一世只得改变生活,取得教宗的赦免。1085年,回教徒退出西班牙的旧都多来道,吴尔朋仍命多来道总主教担任西班牙的首席主教。吴尔朋还一面和巴伐利亚、洛林、萨克森等封建诸侯组成联合阵线,支持亨利四世的长子孔拉德的叛变;一面又号召欧洲十字军,籍以树立罗马教会的威望,也因而介身于欧洲历史的洪流中。十字军东征的历史,以及和教会的关系,以后再进行介绍。正当吴尔朋二世高瞻远瞩,籍十字军的帮助,驾凌欧洲各王侯之上时,固守在北义大利的日尔曼王亨利四世,似乎已经被世人所遗忘,他常与麦蒂尔达的军队交战,1094年,麦蒂尔达把对立的克勒孟三世逐出罗马,亨利四世在1094年战败回到日尔曼,平定了长子孔拉德的叛变,次子又继而叛变,把亨利四世禁锢在监狱中,然后被儿子所逼而退位,亨利四世不久以后就去逝了,他始终没有再被恢复他的教籍。亨利四世死后,由次子享利五世即位,他的各种作风,不亚于其父亨利四世。因此,也被开除教籍。
教会与日尔曼人之间的“俗人锡封神职”的权利之争直到这时,仍然没有解决,教宗和其他国家建立妥协政策的困难都不大。1098年,教宗吴尔朋二世与法兰西的国王协议成功,法兰西国王从此以后,不再任命主教,不过教宗也作了让步,承认法国国王有批准合法人选,授给新当选的主教教会的财产的权利。日尔曼王亨利五世,并没有意思要放弃已经享有的权利,虽然当初王位还不稳固,还需要教宗的帮忙时,曾经许下过漂亮的诺言,教宗吴尔朋二世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去逝了。继承者是巴斯卡二世,他是一位好谋臣,却不是一位果断的领袖。当1110年,亨利五世率军南下,次年占据了罗马后,教宗巴斯卡遭到严重的压迫,除了为亨利五世举行加冕典礼之外,并准备投降,他竟然还向亨利五世建议,日尔曼境内的主教们,放弃帝国所授封建制度的权益,包括广大的土也、特权、统治权等,他们不再是皇帝的诸侯,而皇帝呢,则不再有权干涉教会选举的事务。当教宗宣布这个建议时,教会人士大为哗然,甚至还发生了流血暴动,亨利五世立刻将教宗、16位枢机及少数贵族逮捕。巴斯卡被迫承认亨利有无限度的行为,当享利五世北返后,教宗巴斯卡二世宣布他被迫所签订的协议无效,取消对亨利五世的让步,重申额我略的禁令,于是亨利五世又再度到罗马围攻教宗,巴斯卡二世在保卫战中阵亡。
教宗巴斯卡二世的建议,几乎可以说是,今日的政教分离制,这充分表示出这位出身隐修院的教宗,一相情愿的理想主义,但在中古时代根本是无法实行的,这也说明了,他并不了解日尔曼帝国的实际状况,因而遭到了日尔曼主教的公然反抗,最后还赔上了自己的生命。继承者是盖拉西二世,是1073年以来,出身修道院的第五位教宗,他退居到凯达,亨利五世又去围攻他,盖拉西二世一怒,开除了亨利五世的教籍,教宗逃亡到克吕尼,从他登基为教宗到他去逝,为时还不到一年。按照惯例,枢机们在前任教宗亡故之地,选举新教宗,这次当选的,不再是隐修士,取名为加利斯督二世。他是一位眼光远大,具有王公气概的政治家,对锡封神职的问题,决心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经过长时间的、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终于和亨利五世达成了共识。在1122年,签订了历史上著名的《伏姆斯协定》。在皇帝方面,亨利五世答应,在可以的情况下,赔偿从战争开始以来,包括他和他父亲亨利四世的统治时期,宗座所遭受的一切损失,而且,答应放弃锡封之权,不再干涉主教的选举,不举行锡封礼中的宗教仪式、授予主教权杖和权戒;在教宗方面,准于所有的主教的选举,必须在皇帝或是皇帝的代表面前举行。换句话说,皇帝有权出席教会所召开的选举主教的会议,如果发生选举纠纷时,皇帝有权和主教共同解决争端。选举完毕之后,由皇帝向新当选的主教,授给教会财产和其他相关的事物。《伏姆斯协定》使得俗人锡封神职的争战,罗马教宗与日尔曼皇帝之间的冲突,暂且告一段落,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伏姆斯协定》究竟算不算是教会的胜利?几十年来,历代教宗临深履薄、兵连祸结,动不动就开除皇帝的教籍,现在,日尔曼皇帝终于答应放弃任册封主教的大权,仅仅保留选举完成之后,授给财产的权利,一场争端终于平息下来。但是,如果皇帝愿意,仍然有影响选举的可能性。俗人锡封神权之争,原来只不过是教会与国家之间,屡见不鲜的许多冲突之一。《伏姆斯协定》虽然使罗马教宗与日尔曼皇帝间的冲突告一段落,但是政教冲突的基本原因并没有消失,那就是在基督教社会里,“政权”与“教权”熟高熟低的问题,俗人锡封神职的问题,在表面上固然是解决了,但它之所以造成陋习的原因,也还继续的存在着,所以俗人控制教会选举的事,还要再过好几百年才能得到合理的解决。
“神权”与“俗权”之争
有人以为在中古历史上,教会和国家是两个独立的团体,他们彼此抑制牵连,并且把俗人锡封神职之争,看作是教会与国家之间的权利之争。这种观念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中古时代,根本没有所谓的国家,只有诸侯王公,教会需要王公们的支持,教会为了感谢他们,给了他们许多权利。剥夺他们的利益,或是使他们屈服于教宗,对教会并没有好处,中古时代以及以后的教会,所希望的,只在传教救灵,当王公们承认教会的特职时,便会和教会合作,这样的合作是可喜的,因为王公们本身也是教会的一份子,也负有对他的僚属获得精神福利,灵魂得救的责任。克吕尼的宗旨并不在削减或推翻现世世俗的政权,以便改造世界成为一个教会国,而是在策励王公们负起救灵魂的责任,而王公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应该是使教会独立自主,以便实践履行教会神圣的使命。这种独立自主,是要从全体教会,包括王公在内的觉悟而来的。个别的赞同,与协约的签订,都不一定能够实现教会的期望。这时期的王公们,至少已经意识到和平相处的可能性。因此,“卡诺撒事件”只不过是一支无关紧要的插曲,而《伏姆斯协定》,才是教会胜利的象征。俗人锡封神职之争,是野蛮的中古时代结束的标记,王公们与平民百姓都已经学到了“法律比武力更有用”的实质意义,但是,这并不就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在人类的历史上,根本没有所谓的理想时代的存在,不过呢,第十二世纪以后,一个被教会精神所浸润熏陶的文化社会将接着来临,这个与中古观念牢不可分的社会,将为教会与世界人类产生不朽的价值。
册封神职的冲突,在另一方面产生了一个颇为重要的结果,在当时,出现了许多有关神学和政治理论的文献,具体的钖封神职问题,诱发了对教权和俗权范畴的讨论。额我略和亨利两个私人间的冲突,又扩展成更大的问题的争辩,教会和帝国之间的合理关系应该是如何的?在这场文字上的论战中,双方都不免有意气用事,歪曲事实或从事人身攻击的地方,不过这些文章,除了表面上令人不满的缺点外,也有颇能令人折服人心的学理说明。
在当时流行着一个名叫《教宗格言》的文件,今日的学者都认为,是一位不知名的教宗派人在1090年左右写成的,书中的格言正是额我略对教宗职权以及政教关系的看法。这一派所抱持的看法是“神权政治”。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从额我略开始,额我略也没有要创立神权帝国的野心。“教宗派”承认,在本质上神权高于政权,而实际上,“皇帝派”也接受这一点,因为“神权”管理的是,信仰上的精神之事务,有关人类的永生。而“俗权”管理的是,人类现世的物质事务。两相比较,熟轻熟重,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两派所争的是实施问题,当帝王的行为,正牵涉到道德层面或是信仰层面时,教会是否有权控制帝王的行为?同时,这实施问题,又牵涉到一个更基本的理论问题,那就是“俗权”的来源是什么?当然,照圣保禄的说法,一切权力都是来自天主,“神权”来自天主,“俗权”也来自天主;再问,“俗权”是怎么样从天主那儿下达给帝王的呢?换句话说,帝王的权力是直接来自天主的呢?或则是,间接经由教会而来自天主的呢?如果是直接的,那么“神权”和“俗权”应是并行的,但如果是间接的,那么帝王是属于教宗,这就成了很自然的结论。
对“俗权”和“神权”的问题,产生了笔墨之战,留下了许多神权与俗权争论的文献。在《教宗格言》这个文件,所标榜的都是“教宗派”的看法。关于额我略七世这个看法,所根据的推理在具体的事件中如何的运用。另外“皇帝派”的看法是如何呢?
教宗格言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我们将它归纳出下面几点:第一,罗马的主教,是唯一的一位具有世界性地位的主教。第二,唯独他有任免主教的权力。第三点,唯独他能佩带皇帝的服饰。第四点,唯独他有为皇帝加冕或罢免皇帝的权力。第五点,唯独他有权解除臣属对暴君的服从。换句话说,那一个国家,若出现了残暴的君王,只有教宗可以对该国的臣属,发布解除他们对暴君的服从,意思是说,不该服从暴君。额我略七世,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宣布罢免亨利四世。而“皇帝派”呢,竭尽一切反对“教宗派”的各项观点,俗权的来源,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各位一定还记得,教宗杰来西首先创立“双权说”,到了十一世纪末,“双权说”演变成了“双剑说”。“剑”这个字,原本就有权力的意思,而新约当中,又提到“双剑”这件事,但是,新约中所记载的双剑全都操在圣伯多禄的手中,因此,杰来西的“双权说”和十一世纪末开始的“双剑说”就有很不相同的意义。“双权说”指的是神权和俗权的合作;而“双剑说”呢,指的是神权和俗权都在教会的手中。俗世政府的权力,并非直接来自天主,而是间接受教会的付托,圣伯尔纳得,似乎是第一个提到“双剑说”的人,而索尔斯堡的约翰,他也持同样的观点,当然这都是受到“教宗派”的影响。
代表“皇帝派”观点的,提出的是“两权分立”的理论,这就是在1076年初,亨利四世写给额我略的信,就是“双权分立”的具体应用。它是根据“两权分立”的理论,也就是杰来西的“双权说”。亨利宣称他是天主傅油来统治万民,除了天主以外,不受任何人的审判,除了信从了异端以外,也不能借任何理由被罢免,神权和俗权不能都集中在同一个人的手中,天主所授付的,人不能夺取,在亨利看来,额我略的行为,正好是破坏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额我略攻击亨利,因为享利干涉教会内政,但额我略罢免亨利,在“皇帝派”看来,也正犯了同样的越权毛病。这场文字之战,也因《伏姆斯协定》而平息下来,教会也从此摆脱了俗人的控制,教宗和主教已经不是君王的制造品,教会也能自由继续那自克吕尼和额我略七世所开始的改革了。教会史最黑暗的两世纪,便这样在黎明的曙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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