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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十四世纪的传教事业

时间:2018-06-09 11:48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教会

方济会的传教
这里介绍义大利亚西西地方的圣方济和他的传教事业。十三世纪初,当十字军一再违反他们宗教的目的时,出现了圣方济。他认为征服回教徒,武力未必是最好的方法。天主教与回教徒,当时只知道彼此残杀,而圣方济却赤手空拳向他走去,他没有别的计划,只想对他们宣讲福音,引他们自动受洗而不愿加以勉强。
西元1219年,在埃及达米耶特的第五次十字军时,有一天看见圣方济和他的几位同伴来此,十字军就问圣方济来做什么?他回答说:“要到回教徒当中去。”战士们告诉他说:“你疯了!回教徒的首领告诉回教徒说:‘谁若是砍下一个天主教徒的脑袋,谁就可以得到一个金币。’”圣方济和他的同伴们丝毫没有恐惧。十字军的战士们无法劝阻圣方济不要到回教徒中,教宗的钦差大使枢机大人也来劝阻圣方济,仍然无效。他带着随从,口中高声唱着圣咏,勇敢的向着回教徒走去,没想到回教君主竟然亲自出来接见他们。这位回教君主还与圣方济当场辩论起宗教的问题,圣方济为了向苏丹王证明自己的宗教远远超越回教,提议来一个考验说:“请你燃起一场大火来,让你的司祭和我一同走进火里,然后请你由这场火的结果,自己去判断那一个宗教是最神圣的。”苏丹回答说:“我很怀疑我的司祭们有走进烈火中的兴趣。”圣方济就说:“那么我单独走进,如果我被烧死,那就是我的罪过,如果天主的全能保护我不死,你得发誓承认,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和救世者!”苏丹却说:“一位回教的领袖,绝对不可以因信奉天主教而背弃自己的人民。”苏丹王至少对圣方济并未加以陷害,反而对圣方济相当的礼遇,让他平安的返回十字军的营区。圣方济自己到埃及去的同时,也曾打发了五位弟兄到摩洛哥去,向回教徒宣讲耶稣基督,这五位弟兄虽然没有能使任何回教徒皈依,却获得了殉教的荣冠。圣方济这种传教的初步试探,虽然没有获得常人所谓的成功,但是却非常的重要,那就是证明了一种新的精神,随着圣方济和圣道明两个托钵修会的创立,使得向异教人宣传福音这几乎已经熄灭的热火,又重新的在教会内燃烧了起来。道明会士固然以知识的活动而大放异彩,但是,他们在修会创立的最初时期,便呈显了热列的传教活动。圣道明本人虽然没有参加对异教人的传教工作,他却愿派遣自己的会士们参加,道明会的会士被派遣到突尼西亚、摩洛哥、北欧、小亚细亚和波斯等地去工作。去到匈牙利的道明会传教士,曾经是深入俄罗斯平原,到达伏尔加河流域,可惜的的是,在那一带的工作不久就归于沉寂而未能发扬光大。
蒙古的崛起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所建立的“蒙古帝国”开始不断的向外扩张。西元1219年起率军西征;1222年,南宋宁宗的喜定十五年,成吉思汗派哲别及速不台越过太和岭,也就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界山高加索山,渡过阿速海峡攻打钦察;更进一步,在喀尔喀河附近打败了俄罗斯联军;1225年,成吉思汗定都和林;1227年,成吉思汗在一次打猎中坠马受伤后不久去逝,他的儿子窝阔台继位之后,决心征服欧洲。就在1235年,以拔都为统率,展开蒙古大军的第二次西征。1237年攻下了俄罗斯的基辅和莫斯科;更进一步横行于孛烈儿和马札儿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波兰和匈牙利大平原;1241年,匈牙利的京城布达佩斯被拔都攻陷,然后他又率领蒙古军渡过多瑙河,从奥地利直趋义大利的威尼斯。蒙古大军在沿线大事掠夺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蒙古的铁骑兵真可说是所向无敌。西欧各国眼看就要全部沦陷,就在这时候,传来了蒙古太宗窝阔台的死讯,拔都听见这个噩耗,就立刻班师赶回蒙古去了,西方欧洲才得以保全。
当这场被西方人称为可怕的“黄祸”,自东向西横扫俄罗斯、东欧之际,欧洲和小亚细亚,正处于变乱之际。而教会内呢,也正危机重重。教宗迁都不定,以致酿成假教宗相互争立,使教会处于分裂。同时教宗和日尔曼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互相争主权,欧洲的君王们,因此而无法合力的抵御外敌的入侵。而且,又因屡次组织十字军失败无功,各国的君王不再听信组织联军的号召。在东欧和小亚细亚,回教势力日益强盛,东罗马帝国也几乎陷于分裂瓦解的情况,因而在东欧出现像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波希米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国。小国既多,力量又弱,蒙古兵一到,自然是势如破竹,无力反击,拔都班师回去离开东欧后,这些地方几乎被信回教的土耳其人所占领。而小亚细亚在十字军运动鼎盛时,所建立的几个拉丁王国,也都逐渐被回教徒所消灭了。回教徒和西方最后几次的十字军相争,使西方君主有了想要联合蒙古人来攻打回教徒的计划。
蒙古西征时,时常在攻下一座城之后,大举屠杀百姓、放火烧城,连甘心投降的也都一律斩杀。欧洲人听到这样的消息,没有不大为恐惧的,也都想仿效十字军东征的先例,组织第七次十字军抵抗蒙古军。匈牙利国王曾派遣方济会和道明会会士深入蒙古军队中,但是都被擒拿杀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因为来自各方面的呼吁,也就出面组织十字军,分别致函给各国的君王和诸侯,但是他本人当时正和教宗争权,他想利用抵抗蒙古的十字军来攻击教宗,当然以这种野心也就组不成联军了。
柏朗嘉宾出使蒙古
正当拔都西征孛烈儿和马札儿,也就是波兰和匈牙利时,有一些方济会、道明会的修土们乘机逃到中欧各国,宣传蒙古军队如何如何的残暴,呼吁各国同心协力挽求危亡。当时的教宗额我略九世,又劝告通谕日尔曼的各修会会长们,再一次发动组织十字军,并且还颁发与早期十字军同样的大赦,各国的主教们也都纷纷响应。但是这种十字军,最后都因为各国君王意见不合而未能实现。教宗额我略九世于1241年去逝,继位的教宗只在位17天也去逝了。经过了一年多,教宗依诺森四世继位,但是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二世所施的恶计,无法在罗马居住,因而流亡在法国的里昂。教宗依诺森四世,在1245年的夏天,召开“里昂大公会议”,会议结束时,教宗宣布派遣使节出使蒙古,劝告蒙古大汗停止残酷的烧杀,他也想借着使者窥探蒙古内部的实际情况,可以作为抵御的参考。教宗依诺森四世所派遣的使臣,名叫柏朗嘉宾,他是方济会的会士,出生于义大利亚西西附近的贝鲁济亚省的嘉宾小镇。他之所以被选,出任前往蒙古朝廷的特使,理由是,因为柏朗嘉宾曾经担任日尔曼地区的方济会区长,兼管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等国的方济会,非常明白东欧的情形。这时候的柏朗嘉宾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1245年的复活节,也就是蒙古太宗的第十七年,柏朗嘉宾不辞辛劳带着教宗依诺森四世至蒙古大汗的书信,和方济会的斯德望修士,从法国的里昂出发了。沿途经过日尔曼、波兰、又增召了名叫本笃的方济会士与他们同行,同时担任他们的翻译工作。一行三人总共花了10个月的功夫,到了蒙古大军所驻扎的基辅城。1246年4月4日,柏朗嘉宾来到基辅,离开基辅城后,向前行320多天,进见驻防的将军,将军派兵一路护送,并且改乘元朝的驿马,延着驿站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行程,到达拔都所驻守的城镇。依照蒙古人的习俗,先沐浴以后,才由侍卫带领,进入拔都的帐幕,呈递教宗的信函,拔都后命令翻译官译成俄文、萨拉森文和蒙古文字。拔都阅读过蒙古文的翻译之后,就安排柏朗嘉宾和随行的修士到和林去晋见定宗贵由可汗,还派了两位骑兵随行导引。当时柏朗嘉宾的身体疲劳,已经不堪骑马的辛苦,又不知道此去是凶还是吉,起程时和本笃修士两人相对而哭。终于在三个月后的7月下旬到达和林。从里昂到和林,这一路行来共花了一年又三个月,骑马走了五千多公里。当时贵由还没有正式登上大汗的王位,而是由皇太后代行朝政。柏朗嘉宾晋见皇太后时,呈上了拔都的翻译官代为翻译教宗依诺森四世的蒙古文译本。皇太后命令等候参加贵由大可汗的登基大典。一个月以后,柏朗嘉宾参加了登基大典,目睹了从世界各地来的民族,以及蒙古各部落的代表四千多人,向定宗贵由大可汗朝贺。
宫廷内已接到拔都传回的报告,所以他们受到了相当的招待。八月底,柏朗嘉宾终于觐见了定宗大可汗,呈上教宗的信函,也晋见了皇太后。皇太后本人就是景教教徒,而定宗左右的三位臣相中,就有两位也是景教教徒。定宗大可汗对景教的司祭和教徒优礼有加,他们能在大长幕内举行弥撒。他主要的大臣也都是景教信徒,但是,元定宗贵由,在晋见教皇的使臣,并没有给了特别的注意。当时从各方面来朝贡的人很多,有进贡的、有求和的、有请降的,柏朗嘉宾便被视为其中的一个。虽然因为皇太后和左右大臣信仰聂斯多里派的景教,也崇拜耶稣基督,而对教皇派遣来的使臣特别照顾,但是蒙古的大可汗想要征服欧洲的心,是不会因为教皇的一封书信就马上改变了,贵由回复教皇的信函语气就相当的傲慢,在这里节录几句作为参考:“上天之神威,众生之君王,朕致书大教皇,尔教皇及信从基督之人,遣使来朝,闻来使所言,阅所携之书,知悉尔等愿与朕结好修睦,如尔等愿与朕修好,尔教皇及皇公巨卿,宜速来见朕,勿稍稽延,以听朕之吩咐,如此朕知尔等真愿修好矣;如尔等不来见朕,则朕知尔等实愿战争矣。后事如何,朕不能知,唯上天知之也。”此外还答复教皇,表明看不出来为什么要领洗信奉天主的理由,也为蒙古人暴力残杀提出答辩说:“那是因为彼辈不闻上天与成吉思汗之命,且杀所遣使臣,上天乃欲灭杀之,尔辈西方人自以为独奉基督而鄙视他人,朕等亦信上天,赖上天之力,将自西徂东,征服全世界也……上天的权能显然是在蒙古人这边,否则我们不会有如此成功的胜利。”柏朗嘉宾回国时,皇太后还赏赐貂皮长袍和丝缎锦袍,回到里昂时,已经是元定宗二年,1247年的年底了。他所负的使命,显然是失败了,教皇命他去见法王路易九世,劝路易九世停止组织十字军,因为教宗知道必将徒劳无功的。
在朗嘉宾出使中国回到西方以后,方济会士第二次奉派出使的是葡萄牙籍的劳伦特,他也无功而返。当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朝廷时,教宗又派另一特使亚旭林前往近东的蒙古军营,访问近东蒙古军队的大将,希望能够因着蒙古军营中,信奉“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的影响,而引起蒙古人注意圣地巴勒斯坦的问题,共同合力驱逐那些占据圣地的回教徒。道明会会士亚旭林和随行的修士们,在1247年到达中东花刺子模的加利津城,晋见蒙古大将巴义朱,呈上教宗信函,口传了教宗的意思,劝导蒙古人不要屠杀无辜的人民。由于亚旭林不愿行叩头下跪之礼又不献礼,巴义朱勃然大怒,命人立刻处死亚旭林和随行的修士们,幸好巴义朱的妻子是景教信徒,而巴义朱的左右也有好多位景教教徒,极力相劝,才收回成命,亚旭林等修士才免于一死,但却被拘留起来有如俘虏一样,过了两个月才被释放遣送回国。巴义朱给教宗的回函,也是傲慢而无礼,还劝教宗要率领欧洲各国向蒙古人投顺进贡。
柏朗嘉宾回到欧洲,将这次出使蒙古的经过写成报告,称为《柏朗嘉宾游记》。这使得西方人对蒙古人和它势力的强弱,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而能够计划如何的自卫。另外柏朗嘉宾收集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资料,欧洲人开始认识了这个远在东方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称中国为“震旦”。根据柏朗嘉宾的报告,在第九章上有这么一段记载说:“震旦人仍然属于异教地区,他们有自己的文字,据说还拥有新旧约圣经,他们有记载历史和祖先行传的书籍,有修士和类似我们圣堂的庙宇,他们自称有圣贤,并且还崇拜唯一的真神上帝。他们也崇拜敬礼耶稣基督,而且也相信永生,不过并没有受洗。他们对教友很爱护,并且给了大量的布施,他们的习俗谦让温恭,大多数都不留胡须,容貌和蒙古人很类似,真是一个文雅而可爱的民族。也有人类所爱的各种技艺,可以说,全世界没有比他们更优良的技工。还真是一个天府之国,盛产五谷小麦、酒、金、银、丝绸以及其他各种养生的物质。”这些报告显然很笼统又模糊,把基督徒和佛教徒混为一谈,当时在中国固然有聂斯多里派的景教徒,但是显然看得出来,他似乎连景教或是摩尼教也未能分辨清楚。不过虽然是模糊,但是却激起了,欧洲人对这遥远而陌生的中国的好奇心,这位勇敢的方济会士,他给探险家指出了应当遵循的途径。
欧洲与蒙古的交流
自从方济会会士柏朗嘉宾、道明会会士亚旭林东来,与蒙古人有了接触以后的十年中,欧洲的天主教国家和教廷,先后派遣了使节和传教士到东方来。西元1248年,定宗三年年底,当法国圣路易九世国王率领第七次十字军东征,驻守在塞普鲁斯岛时,有蒙古将军巴义朱的继任人伊治家台,派遣来的使臣晋见。一个名叫莫利发·达味,一个名叫玛尔谷,他们显然是聂斯多里派的景教教徒。当时,正好有一位随同亚旭林晋见过大将军巴义朱的修士隆如满,他也在法王路易九世的帐篷中,担任了他们之间的翻译。两位使臣带来了用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写的信函,信中表达说:“如果要想收复耶路撒冷圣地的话,伊治家台愿意率领蒙古军队来协助十字军,攻打回教徒。”使者还告诉路易九世说:“大将军伊治家台也是基督徒。”当然了,也应当是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伊治家台信中说,他将计划征服回教哈里发,请法王路易九世出兵埃及,相互声援,伊治家台将负责驻防管理土耳其和高加索一带地区。他写给法王路易的信,文词语气和一般的蒙古将帅,或可汗致西方国王或教宗的信却不相同。信里既称赞法王,又赞扬基督的教义,并且说明,凡信奉基督的,能在蒙古大帝国内享有自由平等。像这种语气的信,很可能是伊治家台帐下的聂斯多里派教徒,或是希腊东方礼仪的教徒所代写,也有可能是两位使者,隐藏了伊治家台的原信,自己别出心裁所伪造。法王路易当然信以为真,一方面回信给伊治家台,一方面派遣隆如满协同另外两位道明会会士为报聘的使臣。1249年,隆如满带着法王路易的信和珍贵的礼物和他同会的两位会士,以及两位伊治家台的使臣,离开塞普鲁斯,经过波斯,来到伊治家台的军营。伊治家台就打发法王路易的使臣,前往和林去见贵由大可汗。当他们到达和林时,贵由已经驾崩,由皇后亲政,隆如满晋见了皇后,呈上信函和礼物,皇后视他们为进贡的使臣,给法王路易的回信,也是非常的傲慢。1251年,元宪宗年隆如满归回法王路易驻守之地亚克里城复命。
柏朗嘉宾和隆如满先后出使蒙古朝廷,都被蒙古朝廷看作是进贡的使臣,所带回来的信件,语气和措辞也都是傲慢无礼,因此教宗和法王都不想再派使节了。但是,当时有传说是这样的,在蒙古的朝廷和军营中有许多信奉天主教的人,教宗和法王路易,他们想设法派遣传教士去照顾这些教友,于是法王选派了两位方济会士罗伯鲁和巴尔多禄茂,前往近东各国去传教。1253年,两人由君士坦丁堡出发,首先抵达撒里各的军营,这位撒里各是拔都的儿子。两位会士请求他,准许在他管领的地区中传教。撒里各就打发罗伯鲁和巴尔多禄茂到俄罗斯的伏尔加河畔,去见他的父亲拔都。拔都又打发他们去和林晋见元宪宗蒙哥大可汗,在十个月的行程之后,抵达和林,已经是1253年的年底了。他们在那儿很惊奇地看到许多匈牙利、法兰西和英吉利的教友,这些教友是在西征途中被俘掳来的,自从被俘以来,便从未再领过圣事,除非他们重新受洗。聂斯多里派的教徒,拒绝他们进入圣堂。罗鲁伯在居留和林的八个月中,便在这些教友中善尽了他司铎的职务。往后这两位会士,曾经被邀请到回教、佛教,以及聂斯多里派的教士面前,演讲天主教的教义,很受到蒙古王候们的重视。他们两位都明白,在当地阻碍天主教传教士活动的重要困难之一是聂斯多里派的教士们,贪财酗酒的生活不足为人师表,因此引起蒙古人对基督徒不分青红皂白的普遍轻视。由于天气和饮食的无法适应,罗伯鲁便带着元宪宗致法王路易九世的回信回西方。回信中邀请法王向大汗称臣。罗伯鲁神父于1255年6月回到塞普鲁斯岛,但是法王路易已经回本国去了。罗伯鲁神父只好写下奉命出使的始末,晋呈给法王路易九世。从1245年柏朗嘉宾奉使出发到和林,到1255年,罗伯鲁回到塞普鲁斯岛的十年间,天主教试着要将基督的福音传入亚洲,就整体而言,没有达成目的。但就西方天主教和蒙古的接触而言,出使蒙古朝廷的传教士们所撰写的报告,在欧洲激起一股对东方的兴趣,并且也证明了,只要中亚能隶属于一个统一的政权,便能由陆路从西欧到远东,而亚洲也给天主教的传士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西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有威尼斯的商人波罗家族中的兄弟两人,从欧洲去克里米亚,在路上经过布哈拉的途中,遇到蒙古的使臣,这使臣得知忽必烈即位,想要赶回北京,邀请波罗兄弟同行来到北京。元世祖对兄弟两人优礼有加,兄弟两人又都学会了讲蒙古话,元世祖更多次的邀请波罗兄弟进入宫廷中,述说欧洲的风土人情、天主教会和教廷的情形。元世祖便派他们回欧洲,充当他的使臣,携带致教宗的信函,去见教宗,并且要求教宗派一百名有学识的人到中国来传教。
西元1269年,波罗两兄弟回到了欧洲,正逢额我略十世当选教宗,教宗亲自召见远从东方回来的兄弟两人。教宗也命他们携带致蒙古皇帝的信件,并且还派了两位道明会会士与他们结伴同行,才走到亚美尼亚,就遇到埃及的回教军队,两位道明会会士不敢再继续冒险前进。弟弟尼古拉·波罗在这次的中国之行,也带着自己的儿子马可·波罗同行,一家三口继续冒险前进。在1275年,回到了中国,觐见元世祖。马可·波罗不但学会了汉语,还对蒙古、回纥、西夏、西藏等语言文字有所了解。元世祖非常喜爱他,他还在元朝廷中担任官职有十七年之久。一直到1291年,为了护送公主下嫁波斯王,由泉州出发,由海上航行到波斯,在波斯停留了九个月,然后才在1295年,一家三人回到了故乡威尼斯。马可·波罗把他在东方所见所闻写成了《东方见闻录》,也称《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在欧洲传开以后,给了欧洲人一个启示。欧洲人似乎发现了一个新世界,原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人口众多、建筑华美、商业繁盛。早先方济会会士们根据传闻所报导的:“中国有天主教的教友”,马可·波罗也已经亲眼目睹,这证实了报导并不是虚传。我们知道,自从西元845年,从唐武宗年间,禁止外来宗教之后,聂斯多里派的景教在中国可以说已逐渐绝迹了,但是在边疆各民族中,像维吾儿、克烈、乃蛮等部族之间,景教的教务仍然是很发达,在蒙古人的朝廷军队中,也有不少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等到蒙古人侵占了中国以后,由于人民的迁移和流徙,便有不少基督徒在中国境内定居下来。当时不仅西北和北方省份,有聂斯多里派圣堂和修道院,即便在内地,像杭州、泉州、扬州等商业繁盛、商贾云集的地方,也都有基督徒,皇族中也有不少基督徒。元朝皇帝既然对宗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对聂斯多里派的基督徒,自然也不刻薄。根据马可·波罗的所见所闻,在教会的大瞻礼日,聂斯多里派的司祭往往把福音经书,呈现在皇帝面前,皇帝虔诚的向福音经书献香,并且还以口亲吻。西元1289年,成宗在位时,元朝礼部之下设有崇福司的官职,专门处理与景教有关系的人事。
元朝时中国的传教历程
首先介绍一下两位“聂斯多里派”的隐修士的故事。拉邦扫玛生于北京附近、马尔谷生于缓远。1275年,两人都在北京附近度着隐修的生活,他们决心到耶路撒冷去朝圣。在1278年,他们到达波斯,当时混乱的时局已不允许他们再往前行。马尔谷便被选为聂斯多里教派的宗主教。拉邦扫玛在1287年被驻在波斯的可汗,任命为派往欧洲的使臣,设法使十字军和蒙古连盟,对抗回教徒,他受到法王的接见,又到罗马,教宗尼古老四世亲自接见。拉邦扫玛不久就归化,加入罗马公教的羊栈,并且在伯多禄大教堂举行了弥撒圣祭。这位可敬的司铎,从极神秘的东方而来,在伯多禄大教堂献弥撒的这种奇景,给西方教会很大的震憾。方济会传教士带回的报告,已经把奄奄一息的传教热火重新点燃了,而拉邦扫玛所带来的消息,使它更冒起了熊熊的火焰。在东方有一个已多少接受了福音的世界,急需传教士,这一点真是不容置疑了。
自从教宗尼古老四世知道,在中国确实已有许多教友,就在1289年派遣一个使节团,带着教宗致元朝皇帝的书札前往。使节团的领袖是一位42岁的方济会会士,名叫若望·孟高维诺,他是义大利的哈利人。1279年左右,孟高维诺被会长派到中东,负责方济会在波斯一带的传教工作。后来,孟高维诺以波斯王使臣的身份回罗马,而当时,元世祖也派了哈班到罗马,哈班是一位聂斯多里派的神父,他到达欧洲后,受到极大的重视,英国国王在波尔多接见了哈班,巴黎大学也特别为他举行欢迎的仪式。孟高维诺到罗马后,晋见了教宗尼古老四世,于是教宗转为派遣孟高维诺为代表教宗的钦差大使,携带着教宗至元世祖的信函到元朝的上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同时,也带着教宗的信函顺道代表教宗,访问亚美尼亚、波斯、土耳其等地的国君,一方面好将他在波斯的工作个交待。孟高维诺在至元26年,也就是西元1289年,由义大利动身,乘船到小亚细亚,经亚美尼亚,回到波斯,在波斯停留了几个月,在至元28年西元1291年动身由海路到达中国。当时与他同行的,还有位道明会的会士和一位商人,船只航行到印度,孟高维诺登探访圣多默宗徒的遗迹,同行的道明会会士生重病去逝,孟高维诺就将他安葬在圣多默宗徒的遗迹旁边。料理完了丧事,孟高维诺继续乘船东行,在福建泉州港登上我国的国土,我们说,他是第一位真正踏上中国土地的传教士。在元成宗元贞元年——西元1294年,到达了上都北京,觐见了元成宗,成宗以礼相待,并准他在上都居住。
这时候,教宗尼古老四世已经去逝了,然后连续换了三任教宗,到克勒孟五世时,教廷迁移到法国的亚味农。虽然经常接到蒙古帝国境内,其他地方的方济会会士们的报告,但是,始终没有接到孟高维诺的任何消息,都认为他已不在人间了。到了1307年,教廷忽然收到他的信函,报告他在中国传教生活的情形,才知道他还活着。教会直到现在,还保存了三封孟高维诺寄回教廷的信札。第一封,大概是在1292到93年时,从印度的马八儿寄出;第二封则在1305年,从大都汗八里,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寄出;第三封,是在1306年的复活节以前寄出的。根据这些信札中的描述,使我们能够知道,他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他说,自从他在上都住下以后,便有一位聂斯多里派教友,名叫乔治,跟他很要好。他是维吾儿族的王侯,因为受到孟高维诺精神的感召,皈依了天主教,不但他自己进了天主教,还引领了大部份维吾儿族的同胞,跟他一样回归圣教会的羊栈。他还在维吾儿境内盖了一座圣堂,这座圣堂的遗迹,在20世纪的初年,被考古学家挖掘出土。乔治对传教工作非常的热心,他也是皇帝的驸马爷,在朝廷中的地位很高,能够保护传教士和教友。非常可惜的是,乔治驸马爷在1299年去逝了,其他的聂斯多里派又乘机迫害维吾儿族的教友们,孟高维诺当时又无法抽身离开北京,也就无法到维吾儿去协助被迫害的教友,以致于大部份的教友又回到聂斯多里派了。
孟高维诺在北京也时常遭到聂斯多里派的反对和攻击,他在信札中说:“聂斯多里派的教徒,负基督信友之名,实际上远远违背了基督的教义。他们在这里声势嚣张,不容许自己教派以外的基督信徒建立一个小圣堂,也不容许自己教派以外的教义,乃是因为宗徒和宗徒的弟子们,从未有人踏上这个国家的国土,所以聂斯多里派群起攻击我,还收买别人来攻击我,制造谣言说我不是教所派遣的,说我是一个奸诈的巫师,还说我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又引导他人诬告我,在印度谋害了教宗所派遣的使臣,夺取了献给皇帝的贵重礼品,自己冒充是使臣来中国,每次被召到官厅衙门,每次都受到侮辱。我遭到这样的毒计陷害长达五年之久。幸好依赖天主的恩宠和保佑,最后终于有人供认了实情,皇上也明白了我的清白和聂斯多里派教徒的诡计,把他们充军到远处去了。”孟高维诺虽然遭受到诬告和陷害,但是信从他的人越来越多。1305年,成宗大德九年时,他已经为六千人付了洗。那位和他结伴一同到中国的义大利商人,在皇宫附近为他购得了一块地,孟高维诺就在那儿建造了第二座圣堂。他召集了许多儿童,教给他们咏唱日课,有时候,还领着他们在皇帝面前献唱,皇帝很欣赏这些儿童的咏唱。孟高维诺曾经获得一位德国方济会士阿尔努特协助,但是为传扬基督的福音,他始终是嫌工人太少。何况孟高维诺已感觉到自己年纪越来越大,就向方济会的总会长上书,要求派遣助手前来中国。这位单枪匹马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传回到欧洲,唤起了教廷的高度注意。教宗克勒孟五世决定祝圣孟高维诺为驻北京的总主教,于是命令方济会总会长选出七位,热心而有才学的司铎,祝圣他们为主教,派往中国,负责祝圣孟高维诺为主教的任务,并且,将孟高维诺的主教权力扩展至整个中国。七位主教中,有三位因为旅途的劳顿及食物的缺乏,死于前往印度的旅途中;一位中途折返义大利,只有三位在1308年到达北京,在中国的传教工作也因此兴旺起来。他们靠着一笔亚美尼亚妇女的捐献,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商港泉州展开传福音的使命。这位主教在泉州成立了一座修院、史料记载,当时有修生22人。孟高维诺总主教,除了使不少中国人和蒙古人归化成为教友之外,还引导了一批阿兰人返回罗马公教的羊栈。这是一批在高加索一带的东正教教徒,史书上记载,他们是满州人的一支,两汉时,被匈奴人所征服,以后,随着匈奴人远征欧洲,当匈奴人失败后,这批阿兰人就退居到高加索一带。窝阔台西征时,阿兰人投降,蒙古人把他们集体迁移到中国,共有一万五千多人。窝阔台从中选了一千人随军应命,因此阿兰人有在朝为官的。有不少的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从欧洲乘船来帮忙孟高维诺传教,但是始终没有到达目的地。孟高维诺以81岁高龄,开创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后,在西元1328年,元文宗天历元年逝世于北京任所。无论教内教外的人都尊敬他,由于当时东西交通非常困难,五年以后,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才接到孟高维诺去逝的消息。教宗选派尼古老总主教和26位方济会会士前来中国,但是这批传教始终没有到达中国。
由孟高维诺所归化的阿兰教友,要求元顺帝派遣使臣去教廷,在朝为官的阿兰教友也向教宗上书,请求派主教和传教士来中国。元顺帝所派出的使臣共有16人。使节团在至元二年,西元1336年出发,他们携带了元顺帝致教宗的信,以及阿兰人的教友官员上教宗书。至元四年”1338年,使节团来到教宗驻在地,也就是法国的亚味农",觐见了教宗“本笃十二世,呈上信函和礼物。元顺帝致教宗的信,辞意和语气都非常谦卑恭顺,而且还求教宗祝福,这就完全不合元朝皇帝文书的格式和精神。因此,历史学家大多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并且也怀疑这个使节团的真实性。但是,欧洲著名汉学家伯希和,他考证了使节团所携带的阿兰官员上教宗书上所签的姓名,在元朝历史的文献上都可查得到,证明了这封信应该是可以相信的。那么,那封元顺帝致教宗的信又怎么解释呢?学者认为是翻译的人不敢直接翻译,只是为了适合于教廷的习惯,自行擅改的,因而可能与原文不合。我们知道,元朝皇帝致外国君主的信,辞意和语气,一向都是倨傲自大的,翻译者常是不愿意按照原文直接翻译。元顺帝的使臣觐见教宗时,教宗以盛大的礼节接待他们,同时也给顺帝写了回信,交给使节团带回。使节团一行在至元四元,西元1338年就起程回国了,顺路拜访了威尼斯的各国城邦的诸侯、匈牙利王和西西里王。
教宗本笃十二世不久就任命了一个,报聘元顺帝的使节团。报聘的使节总共有四个人,而且也都是方济会的会士,这四个人携带了教宗的书信,在1338年的10月底,离开法国,第二年由义大利的那波里港,乘船往君士坦丁堡,再经黑海赴中亚,绕过沙漠由陆路到中国。但是,只有一名叫马黎诺里的到了北京,因为他留下了出使的文字历史。马黎诺里是义大利翡冷翠地方的人,他在至正二年——1342年抵达北京,跟随他而来的共有32人之多,元顺帝以盛大的礼节接见这个特使团。马黎诺里替教宗献赠给元顺帝的礼物是产生于西域,被称为“天马”的特别名种马匹。马黎诺里自己记述觐见元顺帝的经过说:“我隆重的穿着献弥撒的祭披,前面有人拿着一个美丽的十字架,十字架的两边有烛火和香炉,一路我们唱着信经,走进壮丽的皇宫,一直走到皇帝的御座前面,信经唱完后,皇帝恭敬的领受我的祝福,然后我们被引导进入宫廷内,为我们预备好的房间,还派了两位官员做我们的侍从。举凡衣食,以及厕所用的纸都由宫廷供给,衣食及各种用品,样样丰足有余,为了招待我们,总计的花费大约四千马克,因为当时我们共有32人。”马黎诺里神父看见当时中国境内大乱元顺帝的王位已经不保,乃以思念家乡为理由,要求元顺帝准他回国,至正六年——1346年离开北京,经过杭州宁波,由泉州上船,由海路西返。至正13年——1353年回到法国亚味农,向教宗复命。
下面不得不提出真福和德里神父到中国后所写的《东游记》。和德里是义大利乌地纳地方的人,元仁宗延佑三年——西元1316年启程来华,经过波斯。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年,从印度西部、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婆罗洲、占婆,再从广州登陆,然后到泉州、福州、浙江而杭州,延运河而到达北京,见到孟高维诺总主教。和德里在北京住了七年,传教成绩很好。天历元年——1328年,他返回西方号召传教士来华。回程是由陕西、四川而入中亚,经波斯、亚美尼亚而回到义大利。
中古全盛时期传教总结
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教会在12、13世纪于亚洲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的传教事业作一个总结,“13、14世纪教会的传教事业”这个大单元。“13到14世纪圣教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靠蒙古西征而开展。教廷和元帝国互派使节的情形,由柏朗嘉宾、罗伯鲁、孟高维诺、真福和德里而到马黎诺里,在元顺帝时离开中国后,大批的方济会会士投入了来华传教的行列,有的不幸在前来中国的途中饿死、病死、或是被杀或是在海上淹死,始终未能到达中国;有的在千辛万苦,冒险犯难之后到达中国,从事他们的传教事业。传教的成绩相当可观,天主教徒在元朝的历史上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孟高维诺在中国传教时期,可以说是一个高峰,但是孟高维诺去逝之后,教会随着时局而湮灭,其后两百年毫无音讯。
当罗马教廷得到孟高维诺去逝的消息后,元朝元顺帝的元统元年——西元1333年,教宗若望二十二世,任命方济会会士巴黎大学的教授尼古老为北平总主教。1334年尼古尼率领了二十位神父、十六位修士,经过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取道北线到达了亚马利克,备受欢迎。再往东去的路途已经无法通行了,这一群传教士以后的消息也就中断而不知所终了,或许是中途遇到危险而死于非命了。明朝洪武三年,教宗又命威廉·柏拉笃为钦察汗国撒雷城的主教。威廉·柏拉笃率8人同行。但是柏拉笃一行人离开欧洲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元朝时,一度兴起的中国天主教会,在还没有稳固的基础,忽然经历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也就免不了落于湮灭的遗憾。1338年,当马黎诺里在北京时,也找不到尼古老主教。元朝灭亡以后,各地战乱不停,中亚一带有三分之二的修士染上瘟疫而死亡;多数的教堂、修院竟空无人居。从此以后,东西交通又沉沦于黑暗中,再加上明朝又采取锁国政策,严禁外国人进入中国,因此,使教廷与中国朝廷也断了关系。
明史《拂箖国传》中曾有这么一段记载说:“元末,其国人捏古伦入市中国,元亡,不能归,太祖闻之,以洪武四年八月召见,命齎诏书,还谕其王。”拂箖国指的就是东罗马帝国。明朝洪武年所说的捏古伦,有些学者推测,他或者就是那位孟高维诺总主教的继任者尼古拉主教。据我们推断,元末天主教以后趋于泯灭,应该是在明朝洪武年间。
13、14世纪教会的传教活动,并不只限于蒙古人所统辖的中国,还包括其他亚洲地区,黑海和里海附近一带,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乌克兰南部等地区,在沦陷于回教徒掌握以前,早有方济会和道明会的会士在那儿传教,而且成绩可与孟高维诺,在中国所获得的相比美,也曾经建立了主教区。后来由于回教势力的发展,而造成传教工作的停顿,当帖木儿在亚洲心脏地区建立帝国时,传教的事业便逐渐绝迹。在波斯,也就是现在的伊朗、伊拉克,道明会会士特别努力,使分离的教友重回圣教会的怀抱,他们的活动更向东南,从事于归化在印度的聂斯多里教派。
综合13、14世纪的传教事业,少数大无畏的传教士,开创了令人钦佩的传教工作。他们利用成吉思汗西征所造成的有利环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在广大的亚洲,建立了那么多繁盛的传教区,可惜至今已被摧毁殆尽。使得在回教地区的边缘,开了一百多年的通路又再度关闭,还须再等上差不多三个世纪,直到发现了新航路以后,基督的福音才又传到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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