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历:2018年07月1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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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威农时期

时间:2018-07-04 10:33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教会
“亚威农流亡”和“大分裂”已经足够使许多信仰不够坚定的人,对教会的使命和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发生怀疑;再加上领导者领导无方;教会的各阶层生活上的腐化,更引起了各方面的批评和攻击,因此改革的呼声从四面八方而来,异端邪说的祸害也随之而起。总而言之呢,14和15世纪,教会真可以说是受到了内忧外患的夹攻,几乎到了招架不住的地步,难怪有不少学者把14和15,这两个世纪的教会历史,当作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前奏曲呢!
教宗鲍尼法斯八世死于1303年10月11日,11天后选出本笃十一世。他是一个完全和鲍尼法斯八世不同的人物。他善良、温柔,但却又富有毅力和自尊。他就职以后,首先采取“和解政策”,赦免法国国王菲力普四世,因为对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无礼而受到开除教籍的处分;也取消鲍尼法斯八世所公布的“反法国”诏令。本笃十一世希望用这种友善的态度,来改善法国和教廷之间的关系。至于在罗马方面“本笃十一世”仍然坚持,开除高隆那家族的两位枢机的教籍,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笃十一世暂时居住在贝鲁齐亚。他想要消除高隆那家族的势力之后,才再回罗马,可惜壮志未酬,他在1304年的七月七日去逝,在位不过只有八个多月而已。本笃十一世的安抚政策,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法国菲力普的野心是想控制罗马教廷,而控制教廷的最好方式是拥立一位“亲法国”的教宗,因而经过了差不多长达一年的周旋,也就是从1304年的7月18日到第二年的6月5日,菲力普终于获得他所希望的人选,法国波尔多的总主教当选为教宗,取名叫克助孟五世。当然,罗马教廷也就进入了法王的掌握之下。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认为,教会从此以后也失去了它的普遍性。克勒孟五世并没有出席选举教宗的会议,也没有去义大利,他只是召集枢机们去到法国的里昂,在那里举行了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然而那时候,罗马教廷还没有迁往法国,宗座的财产仍然保留在义大利的亚西西。虽然教宗克勒孟五世很想到罗马去,但却始终都住在法国的各大城市,到了1309年,才在亚威农定居下来。在法王菲力普四世的压力下,他的处境相当艰难困苦,为了解除,法王和宗座之间关系上的阻碍,教宗克勒孟五世,于是废除了《唯一至圣》的敕令,向法王表示教宗并没有意愿,要与他相互竞争现世的权益,而号称“美男子”的菲力普对教宗的这种让步,并不分感到兴趣。法王却要求召集一次公开的审判会,由审判会来宣布鲍尼法斯八世是一位不合法的教宗。当然,克勒孟五世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菲力普四世的第二个要求,是要求教宗摧毁圣殿武士会,这真是一项具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要求。拿这件事来说明,法王菲力普四世控制在亚威农的教廷,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了。圣殿武士会成立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后的巴勒斯坦,到这时候已经有两百年的历史了,对保护圣地和保护到圣地去朝圣的人,曾经有过很大的贡献,但是在1191年,巴勒斯坦的亚克城陷入回教徒之手后,他们的存在逐渐的失去了原来的宗旨。自从圣殿武士会成立以来,受到帝王公侯的支持,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多,欧洲各大城市都有他们的会院,正因为如此,形成了一个密布的交通网,圣殿武士会逐渐开始了一项新兴的工作,从事汇款、贷款等类似现代银行的业务,欧洲的帝王公侯,甚至教宗、主教也都成了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人,法王菲力普四世就是债务人之一。整个法国一年的收入,都不足以偿还他欠圣殿武士会的债款。他之所以要摧毁圣殿武士会,一则是想要赖帐,第二是想要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境内的大批财产。
然而,“圣殿武士会”本身也有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他们的财富固然引起不少人的妒嫉,而债权人更不会得到债务人的欢心。他们在贷款上所用的种种不公道的方法,不禁叫人怀疑,他们和犹太人究竟有什么不同?此外,他们为了业务上的方便,又与回教徒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因而使人相信他们已经放弃,修会团体存在的原来目的了。他们在态度上的仿慢与不合作, 在过去就曾经引起过,法王“:路易九世”和日尔曼的“腓特烈二世”的严厉批评与攻击;再就是,他们有些带有神密色彩的礼节,使得当代的人,怀疑他们是一种变相的秘密组织,具有一些不可告人的行为。
早在1305年时,法王“菲力普四世”就已经开始采取攻击“圣殿武士”的措施。在诺加来特有计划的策划下,依序进行,先是一连串的宣传,揭发“圣殿武士会”的种种罪行,甚至不惜以诬告、或许多莫须有的罪,说他们在入会的当初,会士们必须向十字架上的耶稣吐唾沫,用以表示对耶稣的侮辱;说他们崇拜偶像,有异端之嫌;说他们有同性恋的恶行;还说他们在业务上,有各种欺诈和不义的行为。除了这最后一项,有事实的根据之外,其他的罪行都是诬告和莫须有的事。可是,在大部份欧洲的王公贵族都欠“圣殿武士会”的债的时候,这些出人意料的,几乎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诬告,都会有人相信。1307年,法王“菲力普四世”下令,逮捕所有的“圣殿武士会”的会士。这可真是晴天霹雳,因为在下令逮捕的前一天,正是“菲力普”的弟媳出殡的日子,“圣殿武士会”的总会长还和当时的权贵们,参加了殡葬弥撒的大礼节呢!没有料到第二天竟成了阶下囚。“诺卡来特”的手下以各种严酷的刑罚,强迫武士们承认所列出来的各种罪行,一位武士曾经这么说过:“在那种严酷的刑罚下,要我承认我曾经谋杀天主,我也会招认!”对于这件惨无人道的悲剧,当时的教宗“克勒孟五世”的立场和态度又是如何呢?
    教会历史的进程随着时光的流逝走进了文艺复兴时代,教会却因为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去逝,而走进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悲剧中,教廷因为义大利境内的战乱和续争而一时无法解决,同时又受到法国政治的影响,竟在法国境内的亚威农长期的住了下来,教宗也因而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私人教士了。法王菲力普四世为了要从圣殿武士会的手中抵赖所欠下的债,同时更想没收圣殿武士会的财产。1307年,竟然狠毒的下手逮捕并囚禁了,全法国境内的两千多名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甚至还包括了该会的总会长,也成为法王菲力普四世的阶下囚。由于圣殿武士会的财产具有教会慈善事业的标记,法王菲力普需要教宗的合作,才能达到他欲取欲求的野心。为了威胁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竟然以严酷的刑罚,不择手段地强迫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告解,专指定会士们告那些莫须有的、被诬告的罪,迫使教宗相信圣殿武士会的会士们犯下了那些滔天大罪。那么,教宗克勒孟五世是如何来应付法王菲力普,这种惨无人道的要胁、以及对圣殿武士会的这种迫害呢?可是这位教宗是经由法王菲力普的同意而选出的。懦弱的教宗,竟像惊弓之鸟一样,生怕得罪法王而重蹈教宗鲍尼法斯八世的覆辙。教宗克勒孟五世,他只能发出微弱的抗议,承认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审查会士个人,申明圣殿武士会的问题应该是由教廷来处理,并且宣布要在1310年召开“维恩会议”,来讨论圣殿武士会的命运。可是,在会议还没有召开以前,更多的会士被捕、被迫害而死于非命。教宗召开会议的目的,是想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大会。法王菲力普四世所发动的这股反圣殿武士会的风潮,更从法国蔓延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塞普鲁斯等地,不过除了法国之外,各地的法庭在缜密的调查之后,都声明圣殿武士会无罪。就在这种情形之下,“维恩会议”如期召开,参加会议的教长们,根据所提供的证件,都不承认圣殿武士会的武士们所犯的罪行。但是法王菲力普四世亲自参加“维恩会议”,在法王强大的压力下,教宗克勒孟五世不得已宣布解散“圣殿武士会”,理由是这个修会有异端之嫌,如此一来,在亚威农的教宗完全向法王屈服。“维恩会议”的决定,给了法王菲力普四世在法律上的根据,去没收圣殿武士会所拥有的广大财产。菲力普一方面立刻声明对圣殿武士会的债务一律取消;同时又下令没收圣殿武士会在法国所有的不动产。在原则上“维恩会议”规定圣殿武士会的不动产,应该是归属教廷,而教廷把这些财产赠送给了医院武士会,可是菲力普却命令医院武士会应该缴交一笔可观的赎金,才能从法国政府的手中,赎回这批不动产。至于在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圣殿武士会的财产,也同样的遭到了各国政付的没收。每一位会士的个人命运只是这样,有的只好还俗,有的转入了其他的修会,更有少数倔强的,则是抵抗到底,坚持自己没有罪。而他们的总会长夏克摩雷,在被逮捕后的第七年也被判用火烧死。不久以后,教宗克勒孟五世、法王菲力普四世和诺卡来特先后去逝,当时的人,都认为他们的死,是他们应得报应。相传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当法王路易十六的头颅在断头台上砍下后,被高举起来的时候,人群中有人高呼:“夏克摩雷啊!你的仇已经报了!”圣殿武士会被解散摧毁的事件,揭露了亚威农教宗的无能,教宗克勒孟五世不但没有能力为正义挺身而出来主持公道,反而完全向恶势力投降。从此以后,亚威农的教宗们失去了他的普遍性,而给人留下了“法王的傀儡”这个不良的印象。这个事件,可以说是圣教会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之一。教宗克勒孟五世在这个事件中,又重演了一次“比拉多”的角色,实在是有亏善牧的职守。
教宗克勒孟五世登基的初期,原本有意要返回罗马的,但是正巧有几件紧急的事情,使得他暂时留在法国。一方面,他愿意彻底的解决教廷和法王之间的纠纷;另一方面呢,他愿意当和事佬,想出面调停英国和法国之间,多年以来的长期战争,他希望能有一项永久性的条约,来维持英、法两国之间的和平;此外,他还有意要组织十字军,希望能再从回教徒的手里夺回圣地。或许这一个意愿,才是他暂时居留在法国的真正原因。要想重新组织十字军,如果得不到英、法两国的支持,那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所以教宗克勒孟五世向法王菲力普四世,作了两项让步。一是,新的教宗加冕大典,要在里昂举行,而里昂这个地方,正是法王菲力普四世可以直接控制的城市;第二项让步是教宗升任了九位新的枢机,竟然全都是法国人。而圣殿武士会的事件,也使得他无法离开法国,而这时候的罗马,也是一片混乱的情形,内战经常发生,也无法保证教宗的安全。克勒孟察觉到法王菲力普对教廷的压力,所以,他就暂时定居在法王领土以外的亚威农。亚威农是属于普房斯侯爵的封地,教宗就栖身于亚威农城的一所道明会的会院。教宗克勒孟五世虽然一再的声明要返回罗马,但是却又不采取任何的具体行动,1314年,克勒孟去逝,正好是圣殿武士会总会长夏兢摩雷被烧死后一个月。
克勒孟去逝之后,宗座的职竟然虚悬了两年多,诗人但丁曾经一再的呼吁,希望枢机们能推选出一位义大利籍的教宗,好使教廷能够迅速的重返罗马。1316年,选出的竟是亚威农的主教,取名为若望二十二世。他只不过是一位缓冲的人选,因为若望二十二世,已经72岁了,身体也很虚弱,大家都不希望他有太多的时间和太多的作为。枢机们就可以方便行事,而不会受到任何太大的限制。但是,在若望二十二世衰老的身体内,却蕴藏着一个钢铁般强硬的心灵。亚威农教廷的外形和制度,就在他长达18年的任期内,尊下了基础。他首先下令,把主教府立刻改为教宗的宫殿,又把教廷的各个部门都迁到亚威农,亚威农也从此变成了教会的中心,至于什么时候要返回罗马,若望二十二世和他的教廷,已经是不作任何的打算了。
亚威农是今天法国弗格鲁斯省的省会,位于隆河的东岸,距离里昂有一百四十多英里。在军事上,是一个容易防守的城市。为了增加教廷的土地,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又花钱买进附近的花园和房舍。若望二十二世可以说是十四世纪最为重要的教宗,他擅长法律和行政,而且肯在高龄之下,仍不辞辛劳。在政台方面,他比克勒孟五世要稳健坚定;他比鲍尼法斯八世聪明而且幸运。要是他能具有更深远的见识,对宗教以及教宗的职责能更成熟的话,他也会成为历史上的伟大教宗之一。可惜,他曾经依仗自己对神学的了解,固执地维护自己的私见,以及他在政治上的见地狭窄,因而造成了许多难以弥补的错误。以他和日尔曼的关系,来举个例子加以说明。日尔曼卢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去逝后,发生了一场王位继承竞争。巴伐利亚的路易公爵和奥地利的腓德烈公爵互相争夺王位,双方面都请教宗出面仲裁,若望二十二世都接受了申请,但是并没有做出决定。1322年,路易击败了腓德烈,被全日尔曼拥立为王时,教宗仍无意承认路易;不但如此,若望二十二世根据一连串已经作废的权利,在王位虚悬的时候,任命了一位王家助理,来总理义大利的行政。若望二十二世所任命的王家助理,又正好是路易公爵的仇敌,日尔曼新王路易深深觉得自己遭受到很无理的攻击,便也任命一位治理义大利的王家助理。若望二十二世便用教会惯用的,开除教籍的惩戒来威胁路易,路易因而宣布召开会议。教宗若望二十二世认为他公然犯错,就在1324年将路易开除教籍。而当时在路易的宫廷内,绝大多数都是反对若望二十二世和宗座的人,他们展开了一场文字宣传,否定了罗马教宗“首席权”的全部道理。而路易本人却置身事外,想要与教宗谋和。但是1324年,一批日尔曼的王侯们,抗议教宗开除日尔曼王路易的教籍,还宣布若望二十二世是一个异端份子。若望二十二世这时候就不再置若罔闻,他向全日尔曼发出禁令。路易跑到罗马,接受了教宗的敌人高劳那家族西亚拉的加冕,而且还拥立了一位对立的教宗。当路易回到北方后,这位教宗便匆匆赶到亚威农,去请求若望二十二世的原谅。若望二十二世去逝的时候,把日尔曼留在一个相当黯淡的情况里。虽然从表面上看,若望二十二世似乎没有殆忽宗座的职守,但是他也遭到后人的谴责,因为在一切的冲突中,他以教宗的身份,应该比世俗统治者还要更知道守经达变、钩深致远、兼顾到法律和后果方面的完善才是。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教会行政上,作了很大的贡献,从亚威农的文献纪录来看,远比过去在罗马时为多。从这时候开始,教廷开始有了中央行政机构的特性,这种情形一直保持下来,而且还越来越分明。若望二十二世特别注重教廷的经济问题。宗座的经济基础是靠税收,那就是教皇国的收入和教宗属下的各个诸侯们的贡品、税收、还包括了颁发给各地总主教的佩带、一般特权、宽免权、以及他的各种宽免敕令所征收的规费。其实在亚威农以前,这些规费就已经存在,为了充实教会的经费,所作的募捐在以前也已经有了。不过在亚威农的教宗们,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把这种制度加以扩充和改善。从若望二十二世开始,从某一位神职人员的去逝或退职,一直到他的继承者上任以前,该地应有的经济来源,应该归缴到教廷,归宗座来管理;甚至在神职人员上任以后,第一年内的收入,也应该归属宗座,称之为“初年收益”;此外,如果有人愿意为某一项神职预先缴付定金,宗座甚至可以为他保留这项职位。
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所特别重视的经济政策。其实就是要如何来增加教廷的财源、增加教廷财务经济的收入。我们知道自古以来,各国政府国国库的收入,是靠人民纳税的收入,教廷也有如政府一样,想要增加税收,那就得从制度上来制定法规,因此出现了像“初年收益”的规章。下面从更深一层从各个角度来对教宗“若望22世”的经济政策作一些说明。首先从比较消极晦暗的这一方面,来评断教廷的经济征策,这么一来,也就为16世纪所谓的宗教改革等问题的原因,预先为教会发出警讯。
在亚威农时期所增加的经济来源、或是已经改善后的筹募教廷经费的办法,固然为教廷的经费来源,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但是如果问题只是在物质事务这一冬面,而没有牵涉到,灵魂方面的拯救事故的时候,那么,为某一些捐款加上一个名义,本来也没有什么可以指摘的,但是,如果这些事和拯救灵魂的问题相关连的时候,情形也就十分的不同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许多的历史书籍,提到亚威农教廷的“经济技巧”,或则是“财物运转”的本领。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可以说,这是对当时情况的一个非常肤浅的看法。教廷也和其他行政中心机构一样,也需要有它经的济基础。那个时候的教皇国几乎没有收入可言,再说,让义大利来单独的负担起,整个教会的经济责任,当然是很不合理的。所谓的“亚威农的经济技巧”,便是去向各地的地方教会征税。这种征税的对象不是信友,而是主教和其他持用教会财物的人,并且间接的推延到诸侯身上。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最受人批评的是他们的财政措施。亚威农教廷的大兴土木、庞大的教廷组织的工作人员、在义大利的教皇国里战争的平定、传教事业的推动,以及十字军的运动等等,这一切也都逼使历任的教宗,尤其是若望二十二世,在财政制度上大费心机。教廷财政组织之庞大和严密,是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不能及的。他们敛财的方法真是五花八门,就像是修改旧有的制度、或是创立新的征税方法。财政部因而成了亚威农教廷最最繁忙的部门。委任权的运用,虽然并不是从亚威农的教宗们开始的,但是,在教宗若望二十二世的时候,它的范围逐渐扩大,教会内所有的大小职位的任命,几乎都操纵在教宗的手里,甚至还把同一个职位,同时委任任两个或好几个不同的人;更有甚者,是把还健在的主教们的职位,预先由某人预定下来。当然,“亚威农时期”的教宗们所分施的各种职位,都牵涉到金钱问题。从下面三个数字,我们就可以想见“委任权”的运用,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后果的严重。在名叫列日的教区内,教宗若望二十二世在位的18年中,委任的职位共有496件,本笃十二世在位的八年中,在法国各地所委任的职位就有四千多件,其中新主教58人中,只有九个是由主教座堂的教士团体,也就是称“伽农”的所推选出来。其后果是,加深了地方教会对教廷的离心力。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许多捐税,例如,某位主教去逝后,连他的私人财产也都归并,属于罗马教廷。十一税、以及前面所说的“初年收益”,名目之多,还真是不胜枚举!教廷把整个欧洲,画分成好多收税员在辖区内奔走、征收赋税,所收到的金钱,就由银行解送到亚威农。总而言之,这些金钱活动,虽然不是始于亚威农的教宗们,但是却引起一般人的反感,而且还远比过去更加严重。因为他们发现所缴纳的金钱,似乎都被用在教廷人员的享受上,至于用在传教或其他慈善事业上的金钱,则是一般人所看不到的。另外呢,英、法 两国之间的交战,教廷似乎有以金钱支援法国的嫌疑,引起英国的不满和怀疑。
历史书籍经常的夸大了亚威农教廷税收的总数。像《佛罗伦斯编年史》的作者维拉尼,他以为教宗若望二十二世有两千五百万存在财库里,这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数字经常被人所引用。现在我们知道的正确数字,只不过是七十五万而已。义大利文艺复兴的著名学者佩脱拉克,曾经以最最黑暗而严峻的文字,来渲染亚威农教廷的贪财,而他的文字可以说是大大的影响了后世对这件事的判断。但是,佩脱拉克自己也是一个营营图利不遣余力的人,他在亚威农所获得的财物不能满足他的奢望,这是他为什么如此尖酸刻薄的原因。
教宗若望22世的继承人是本笃十二世。本笃十二世在公元1334年就任,他是一位虔诚而严肃的西笃会会士。他本来很乐于结束,教廷和日尔曼的巴伐利亚王路易的争执,但是法国国王以及那不勒斯的国王都知道,如何的阻挠本笃十二世的行动。因为他们唯恐教宗和日尔曼和好以后,会在政治上变得更为独立,并且会重建罗马的教廷。其实教宗本笃十二世倒并不想回罗马,因为他开始在亚威农建造俯临全城的巍峨宫殿,它是后期哥德式的最伟大的建筑物之一。本笃十二世和日尔曼之间的争执仍然继续着。1338年,有选举权的日尔曼王公,在莱茵河的兰斯,公布了一项法律,从此以后,日尔曼国王的选举与教宗无关,于是教宗失去了最重要的政治特权之一了。1342年,本笃十二世去逝,被选出的下一任教宗是克勒孟六世。1348年,他为教廷在亚威农买下了整座城,以及附近的土地。亚威农城原先是属于那不勒斯王,前几任的教宗,都曾经在亚威农客居,而克勒孟六世,买下了亚威农城以后,更是不断的大兴土木。前面曾经提到过,不仅是教廷大兴土木,甚至于每一位枢机也都用心的建造自己的庭园,这似乎意味着要在亚威农永久性的居留了。亚威农既然成了教宗的驻在地,各种角色的人物,也就从四面八方涌到亚威农,以追逐名利和权位的目的。除了教廷本身庞大的职员组织之外,在教宗私人的府邸就有四百多个仆役,有的是贵族侍从、有的当卫兵、当听差、有的当内侍、当猎人;除此之外,还要加上列任教宗的亲戚朋友、律师、医生和各式各样技艺人才,也都涌到这块新土地来淘金。亚威农既然因着教宗的常驻,而成为西方文物的中心,同时在卫道之士的眼里,也成为罪恶的渊薮、各种弊端的来源。前面我所提到的那位人文学者佩脱拉克,他的一生几乎和这个时代同时。而且他还曾经在亚威农住过很长的时间,对亚威农曾经做过很严厉而又苛薄的批评。佩脱拉克称亚威农是“巴比仑”,所以“巴比伦流亡”,也就成了亚威农时代的另外一个称呼。
教宗克勒孟六世在和日尔曼王之间的冲突上,采取了比较强硬的作风,他也把巴伐利亚的路易开除教籍,并且,下命有选举权的王侯们重新选举新的国王。因为路易在日尔曼失去支持者,不得人心,而原本在不久之前,才拒绝教宗有权参与日尔曼王选举事务的王侯们,竟也同意了教宗的命令,改选亨利七世的孙子,也就是卢森保的查理·波希米亚王当日尔曼的皇帝。幸好在巴伐利亚和卢森保发生战争之前,路易去逝了,查理也就被全日尔曼所接受,一场可悲的纠纷,就这样自然的平息了。但是,日尔曼的教会已经受到严重的伤害,它曾在教宗的禁令下度过20年,连教廷本身,也受到很深的伤害。所以,想要叫日尔曼人去相信,法国籍的教宗曾经公正的对待日尔曼人,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1352年,教宗克勒孟六世去逝,选出新教宗依诺森六世,这时候有权选举教宗的枢机们,规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同议案”。什么是同议案呢?那就是所有的枢机,必须宣誓,如果他们中有人被选为教宗时,他就必须把他精神上的和辖治方面的权威加以明确的限制。如果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同议案应该是无效的。因为教宗本来就应该享有完整的权威,不能限制他自己,但是这种同议案,说明了有权选教宗的枢机,对未来当选的教宗的人,加给了精神上的压力,这至少可以说明枢机权力的逐渐扩张,把教宗当成是他们中的一份子,这也是亚威农时期的教廷,另一个不幸的现象。
教宗依诺森六世他必须忙于罗马城的事务。原来那时候的罗马,正呈显出无政府的混乱状态。高劳那和奥西尼这两个大家族之间的怨仇有增未减,最后引起了罗马民众的公愤。曾经担任罗马公证人的哥纳,以民众审判官的身份,取得了罗马城的统治权。1354年,当他又大权在握的时候,教宗依诺森六世承认了他,哥纳不久就在一次新的群众暴动中丧生。教宗依诺森六世派遣西班牙籍的枢机艾基阿波诺为教廷代表,到义大利去重建秩序。艾基迪阿波诺既公正又有魄力,他把教皇国大加整顿,使它成为中古时期的一个大公国,使得教宗迁回罗马的障碍或羁绊已经不复存在了。而在亚威农的人,也清楚的知道,教宗是迟早该回罗马去的。在一般教友的心目中,亚威农的教宗们,最大的罪恶并不在于教廷的各种陋习和财政,而是在于他们已经乐不思蜀,放弃了罗马。从历史上来看,罗马一直就是教宗的驻在地,而且从君士坦丁大帝把帝国的京城,迁到东方的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更成为所有基督宗教的京城。而亚威农的教宗们,久久不图返回京城罗马,实在是太违背教会的传统。虽然亚威农也是教会的领土,有它独立的地位,但是无论是在地理上或文化上来说,更好说亚威农在实际上是法国的一部份,而教廷的政策也不该受到法国的影响。除了法国人希望教廷永远驻在亚威农之外,其他的一般教友,可以说从瑞典到西西里、从波兰到英国,都不断的提出呼声,希望教廷提早结束它的“巴比伦流亡”的时日,回到罗马的怀抱。佩脱拉克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亚威农,统治者是加里肋亚贫穷渔夫的继承人,奇怪的是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的来源。”1373年,他又说:“有福的罗马殉道者的热血所奠祭的城市,世界的京城,正在望眼欲穿的等待着,她最显要的市民。”教宗依诺森六世的继承人,是德高望重的教宗吴尔班五世,他受到各方面的催促,以及日尔曼皇帝查理四世也劝吴尔班五世回罗马,吴尔班决定至少作一次罗马之行。
在一些近代的教会历史家们的眼中,教宗流居“亚威农时期”,是一段不幸的时期,而近代的史学家常常用流亡、放逐、巴比仑的俘虏这些名词来形容这段时间,这些名词仍然经常在历史作品中看得到。不过我们认为有价值的,应该是那些比较冷静、比较客观的史学家们的批判。他们认为用流亡、俘虏,这样词汇来形容“亚威农时期”的教廷,显然是不合历史的事实,因为“亚威农时期”的教宗比在罗马更安全也更尊荣。在亚威农没有高隆那和奥西尼两大家族的纷争;也没有贵尔夫和吉白林之争;没有街市的骚动和民众的法庭。实际上,在公元十三世纪时,也就是在教宗额我略七世以后的教宗们,是有理由在罗马以外寻找更好的避难所,有些教宗在他们的任期内从来就没有能够进入罗马城。我们无可否认,亚威农还真的非常适合教宗的驻留。长久以来,罗马已经不是基督信仰领域的中心了。自从十字军溃败,想要摧毁南方和东南方回教徒势力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了,基督徒地域的重心又向西北部转移,总而言之,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那时候真正具有领导能力的是法国。以法国为封建领主的有英国、法朗德、阿拉贡、卡斯提尔等地,而这些地方距离亚威农比距离罗马还来得近,也与正在兴盛起来的波希米亚,和具有重要经济地位的北义大利相距也不远,从欧洲各地到亚威农的人也不必翻山越岭。如果只从行政管理而言,亚威农的条件实在比罗马还要好。亚威农的弱点就是,它没有宗徒之长伯多禄的墓地,也没有殉道烈士们的墓地,当然也没有上千年的传统。教宗是教会的元首,只因他是宗徒之长圣伯多禄罗马第一任主教的继承人,他是罗马的主教,也是整个教会的首长。亚威农时代的七位教宗全都是法国人,不过我们不能拿教宗的国籍来做为抱怨的理由。因为,谁又能证明法国人士就不适合当教宗?真正的问题,并不出在教宗本人的国籍,而是出在那使教廷形成为国家性质的组织,或是至少在表面上,染上了同一个民族气份的环境啊!而真正的教廷应该是超越国籍之上,不应该有义大利式的外表,当然也不该是法国式的。但是,当教宗本人与几乎所有的枢机,以及在教廷内工作的神职界,和工作人员也几乎都是法国人时,他们几乎可以说是完全的被法国所包围。而当时的法国又是欧洲唯一强大的力量,这会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形成了教廷显得有如一个国家性的组织了,因而教宗的一切言行,都被有心人只从这一个观点来评断。所以我们说,这种狭隘的观点是不够理性、也不够客观的了。总之,要说亚威农的教宗们不善于统治管理教会,那是不对的,而事实上这时期的教宗都大大地提高了教廷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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