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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丁五世到利奥十世

时间:2018-07-10 09:39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教会
前面的内容是康士坦斯大公会议召开的时代背景和经过的情形,特别强调了在会议中,借着舆论的力量和大公会议的功能,宣布解除了当时存在的三位教宗的职务,接着在1417年,另外选出教宗马丁五世,结束了西方教会从1378年以来,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局面。今天,我们就为您介绍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以后的列代教宗,当然,第一位要介绍的是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中选出的马丁五世。马丁五世在任的时间是从1417年到1431年。他就任教宗职位时,年纪只有二十五岁,不但有魄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具有强韧的耐性。这位新教宗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安定教会,领导教会回复到正常的生活,同时还要重建罗马,因为罗马是真正的教会领土中心,这个中心却被疏忽了好几个世纪。而马丁五世出身罗马的高隆纳大家族,严肃又敏感,为了达到刚才提到的双重使命,马丁确实是一位恰当的人选。他知道如何运用离间的方法,让那些支持“大公会议学说”的人自相攻击。
依照康士坦斯会议的规定,教宗马丁五世在比萨召集会议,会议开幕以后不久,因为受到米兰的独裁者威斯康底的威胁,又把把会议迁移到锡也纳。支持和反对“大公会议学说”的两派之间,一直不断地有冲突,经过一年的争辩,锡也纳会议自然也就不欢而散,这也是教宗所希望的,他希望这种会议不再产生作用。锡也纳会议虽然最后是不欢而散了,但在解散之前,大会还是规定,七年后的1431年召开会议,教宗国里不少人为了自身的利益,希望会议能够如期在巴塞耳召开。不过,马丁教宗却在大会开幕之前去世了。有关巴塞耳会议的经过,我会在介绍下一位教宗欧杰尼时的情形。
再回过头来看看马丁五世上任后的情形,在义大利方面,首先承认早先一直与教廷为敌的那不勒斯皇后若安娜。至于教皇国,当时已经全部落在义大利军官布拉秀的手里。教宗设法使他为教廷服务,委任他治理波洛那。这一步棋,促使教皇国又回复到中古的状态。所谓中古的状态,就是由许多自立的封主、城市和行省组合而成,具有非常复杂的权利和义务的制度。我们大概可以这么说,马丁第五恢复了过去雅伯诺兹枢机在十四世纪中期所建立的秩序。教宗马丁在1420年回到了已经残破不堪的罗马。为了再度繁荣罗马,教宗宣布1425年为圣年,给罗马带来了许多的朝圣者,不过要让罗马再度恢复昔日五万居民的盛况,就还得再等上一百年。教宗马丁五世在他的任内,任命了一批相当优秀的枢机,协助教宗治理教廷。
1429年教宗与西班牙半岛上阿拉贡王国的亚尔丰索第五签订和约,清除了教会大分裂时所遗留下来的困难。巴塞耳会议开幕之前,教宗马丁五世英年早逝。新选出的教宗是原籍威尼斯的欧杰尼四世,他是教宗额我略十二的侄子,也是一位奥斯定会的隐修士。他的任期是从1431年到1447年。欧杰尼四世登基时,教廷又传出凶兆,首先是在达乌斯地方,和异端胡斯派作战的十字军惨遭失败。其次,欧杰尼四世和前任教宗的家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如果您还记得的话,前任教宗马丁五世是出身有权有势的高隆纳家族。此外,欧杰尼决定要解散已经开始筹备的巴塞耳会议。欧杰尼的疑惧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的这项举动,反而把会议导向了他避之唯恐不及的分裂局面。马丁时代奉命出任巴塞耳会议主席的柴撒里尼枢机,忠诚地劝告教宗欧杰尼四世,要他谨慎处理。可惜,忠言逆耳,欧杰尼仍然一意孤行地,以人数不足为理由,宣布解散会议。枢机和主教群都不愿意屈从教宗欧杰尼的决定,于是自行重新公布康士坦斯会议的宣言,一致申明大公会议的权力高于教宗。而义大利高隆纳家族、米兰的腓力普威斯康丁,以及布拉秀等人的势力,更加把义大利的政治环境搅弄得愈发得不利于教宗欧杰尼。欧杰尼只好撤回解散大公会议的命令,但是他坚决不接受教长所公布的宣言。米兰的公爵开始在罗马策动反教宗的革命,罗马共和国又再度在义大利出现。欧杰尼逃往佛罗伦斯,途中群众竟然用石块攻击他。而在巴塞耳的教长们,看见教宗如此无能,更加地愤怒,因此替教宗颁布了彻底革新的公告,取消一切征税和其他属于宗座的收入。巴塞耳的教长一厢情愿地以为,教宗已经被他们所控制。而精明能够的枢机主教又控制了这种混乱的情况,维持了罗马和教宗国的秩序。这个时候,正巧又有东罗马的使臣来觐见教宗,要求教宗重新召开会议。教宗的威权因此大幅提高,教宗就以巴塞耳这个地点对希脏人不方便为理由,宣布大公会议迁到法拉拉。这项消息对于在巴塞耳的教长来说,真是晴天霹雳,忠于教宗的枢机全都赶往法拉拉,留在巴塞耳的,就企图阻挠教宗。但他们所维持的会议已经不是合法的大公会议了。他们甚至还选出了取名为菲力克斯第五的教宗来和欧杰尼教宗相互对抗。巴塞耳的会议继续开了十年之久,但是参加的人愈来愈少,到1449年时,也就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教宗欧杰尼四世离开罗马九年以后,又再回到了罗马。
欧杰尼四世的继承者是尼各老五世,他在位的时间是1447年到1455年,尼各老五世出身中产阶级,父亲是一位医生,教宗在少年时进入卡都西会修道,不久,到波隆那大学就读。由于经济困难,他替富家子弟补习功课以维持生活。晋升神父以后,他担任尼古拉斯阿贝迦底枢机的私人秘书。阿贝迦底枢机在法拉拉佛罗伦斯会议中,曾经扮演过最具权威的角色,而尼各老也是在这个期间展现出他的学识和才华,得到了教宗欧杰尼四世的赏识,获得任命继承阿贝迦底去世后的波隆那城主教。不久之后,教宗派他代表教廷出使日耳曼,同时升他为枢机。欧杰尼四世去世后,他就被选为教宗,他也是第一位被人称为文艺复兴教宗。尼各老五世即位时,正是西欧各国走向民族国家的时期,中古基督教共和国的大同理想已经没落,而罗马教宗也已经没有能力以“世界统治者”的身份,领导国际政治了。义大利半岛呢,这时也深深陷于所谓的“政治马赛克”的局势中,王国、公国、共和国、城邦等组织纷纷独立,彼此之间不仅各自为政,而且还弱肉强食,造成空前未有的混乱局面。教皇国身处其中,除非运用智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否则大有朝不保夕的危机。教宗尼各老五世有鉴于此,于是开始了一连串的政治活动。一方面为的是确保教皇国独立,一方面维持半岛的政治现状,以避免遭到当时的强国日耳曼及法国干涉。教宗尼各老开始让罗马教廷直接投身于义大利政治,前后有六十年之久。教宗尼古老的政策相当成功,在他亲自策划下,1454年的罗提和约结束了威尼斯和米兰之间的长期战争。不久以后,佛罗伦斯也参加了罗提和约。签订罗提和约不仅给义大利半岛带来了长达四十年的和平,而且还为分裂的义大利,指示出一条可行的政治路线,朝向所谓的“邦联政治”迈进。
教宗尼各老五世以及他的继承人,全都为这个目标而努力。当然,他们的邦联观念是以罗马教廷为中心,由教宗来领导,这样的观念其实已经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政治。所以罗马教宗都深深陷入自己所制造的陷阱中。而且是愈陷愈深,到头来根本就无法自拔,这倒是教宗尼各老五世代所始料未及的。尼各老显然对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没有多大兴趣,对教会的攻革只是挂在口边说说,丝毫没有具体的事实表现。不过,天主似乎给了他足够的启示,希望让他觉悟,担任“教宗”这个职位,需要担负什么样的使命。有一位他最宠信的学者史提芬波卡诺,也许是受到古典文艺的影响太深了,竟然计划烧毁梵蒂冈,劫持教宗,重建罗马共和,实行革新。幸亏阴谋提早曝光,史提芬波卡诺被逮捕,判处了重刑。这件阴谋揭发之后不到几个月,更不幸的事发生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在土耳其人的手中。这两件事应该给尼各老重大的启示了,那就是,过份地推动文艺活动和不顾一切地投入政治,都不是身为教会最高领袖的份内事。可惜教宗尼各老五世一直到死,始终没有了解这一点。
教宗尼各老被称誉为文艺复兴教宗,下面就介绍一些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教宗尼各老五世对推动文艺始终不遗余力,他任用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来美化梵蒂冈;为了要建造更雄伟的圣伯多禄大教堂,他竟然下令把原来君士坦丁在第四世纪所建造的大圣堂予以拆毁。这种破坏古迹的行为,曾经受到后世严厉地批评。他在学术方面的贡献则一直受到后世的肯定和称赞。像举世闻名的梵蒂冈图书馆就是在他手中创立的,他不惜以重金收集希脏罗马古典文艺的手抄本,还重金礼聘当代有名的学者翻译希脏罗马的古典名作,像亚里斯多德的形上学、修辞学和伦理学、荷马的史诗,许多希脏教父的名作,如巴西耳、金口若望、欧瑟比等人的作品,也都翻译成拉丁文。教宗尼各老五世还命人翻译圣经。不过,尼各老身体多病,限制了他的精力和时间,他的全部翻译计划因而无法完全实行。但是经由他大力提倡,开了风气之先,文艺的气息也就日益兴盛,罗马教廷因而也成了欧洲文艺复兴的推动中心。教宗尼各老去世的时候,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就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册,这也是他留给后世最尊贵的学术遗产。
教宗尼各老五世去世后,接替他的是西班牙籍的加里斯督三世。他之所以被选为教宗,一来是因为他己经是一位高龄七十七岁的老人,二来他是外国人,是罗马奥耳西尼家族和高隆纳家族都可以接受的人物。他在位的时间是1455年到1458年,约三年而已。他最最感到迫切的任务是呼吁组织十字军去对抗那不断向西发展的土耳其人,但是以十字军来实现“基督教共和国”的年代早已过去,西欧各重要国家又都忙于自己国内的问题,无暇去兼顾遥远的东方问题。东方问题占据了加里斯督全部的注意力,推动文化自然就被忽视了。他下令停止尼各老五世已经开始的美化梵蒂冈工程,将所节省的经费移作建造军舰,对付土耳其人,不过,他对教宗尼各老所任用的人文学者,仍然十分慷慨,教廷还是这班学者活动的中心。他对教会没有令人兴奋的贡献,却因着他滥用亲戚而给教会留下了深感悲痛而又头痛的历史。
前面已经介绍过四位教宗,他们是马丁五世、欧杰尼四世、尼各老五世和加里斯督三世,下面介绍继任他们职位的几位教宗。首先,介绍碧岳二世,他继加里斯督三世荣登伯多禄的宝座,他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人物,公元1458年到1464年是他的任期。他的过去波澜壮阔,他曾经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早年就读于锡也纳大学,专程到佛罗伦斯学习希腊文,对古典文艺很有心得,他在年轻时所写的诗词和散文就已经在文坛上传诵。他参加过巴塞耳的大公会议,替对立的教宗菲力克斯五世服务过,曾接受诗人最高的荣誉象征“月桂冠”,也一度在维也纳大学讲授古典文学,对日耳曼的人文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他是欧洲闻名的人文主义者、多才多艺的浪漫主义者,也是维也纳协约缔结过程中的重要人物。
公元1445年,他突然看破红尘,摆脱了官场而决心献身给教会。教宗欧杰尼四世赦免了他当年参加过分裂运动的行径,第二年他晋升司铎,从此一帆风顺,步步高升,1447年就升了主教,两年后调任故乡锡也纳的主教,1456年升任枢机,两年后被选为教宗,消息传出之后,欧洲各地的人文学者都额首相贺,深庆得人,一时之间,奔赴罗马、希望获得一官半职的人络绎于途。可是,碧岳二世并不是恣意挥霍、任意用钱的人,由于组织十字军对抗土耳其人急需用钱,他不得不减低无谓的费用,对文艺的支持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他自己却在公余之暇从事写作,他是唯一留下自传的教宗。这本自传提供了研究当代政治和社会的重要史料,他的书信活泼生动而又富有人情味。他是一位诗人,一位历史学家,他也会画画,他注重教育,在他任内先后创办了三座大学,他还计划编写一本世界地理,可惜只完成了亚洲部分。碧岳二世不仅是一位人文学者,而且也是一位富有机智的政治家,在这一方面他也有所成就,他促使法王路易九世废除了在教会分裂时期所订的法规。半胡斯派的波希米亚王乔治也派遣使节向教宗碧岳二世表达服从的意愿。他又屈服了里米尼的暴君,不过他并没有能够完成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组织欧洲联盟的十字军抵抗士耳其人。
碧岳第二甚至还宣布召开曼都亚会议,并且亲自前往,但是参加的人寥寥无几,所获得的仅仅只是口头的承诺而已,反应相当冷淡,只有威尼斯提供了少数的船只做为点缀而已。他决定不再等候王侯们的支持,亲自组织十字军,希望这样会给王侯们树立一个好榜样,但是所有的人都试着劝阻教宗,何况教宗当时的健康状况很差,病势已重。然而,他不听劝告,竟率领着一支杂凑而成的军队和抱持怀疑态度的神长们,离开了罗马。到达安哥纳时,他已经奄奄一息了。1464年八月,威尼斯的船只姗姗来迟,教宗只能让人扶他到窗口,看了看从威尼斯开来的船舰。第二天便溘然长逝。和他同行的人,在他死后都纷纷返回自己的地方。
继任碧岳二世职位的是教宗保禄二世,任期是从公元1464年到1471年,他是出生于威尼斯的教宗欧杰尼的外甥,因为在罗马建立了美轮美奂的威尼斯宫而留名千古。他是个老好人,与康士坦斯大公会议以后的及与他以前的五位教宗相比,他就显得平庸多了。从他担任教宗开始,教廷内增加了世俗的气氛,在他以后的承继者任内,这种世俗化的倾化几乎使教廷和整个教会濒临毁灭。他本人对人文运动不太热心,教宗尼各老五世时的波卡诺事件给他的印象还很深刻。他认为过分地强调古典时代的外教文艺,对基督信仰可能有不利影响,同时,他也看到了过去的历代教宗所引进的学者当中,有些人不仅是思想有问题,连他们的私生活也不尽合乎教会的原则。而实际上,当时的教廷里面和罗马学院里的不少学者,也太嚣张,太不满现实了,这就证实了保禄二世的忧虑不是多余的。学者中的柏拉底那和赖多斯等人,不只崇拜罗马共和时代的文艺,而且还以恢复各种古代的宗教仪式为己任。他们显然想建立一个宗教大综合来代替耶稣基督的宗教。赖多斯甚且还自称为大司祭,同时他们还经常地歌颂罗马的共和政体,当时的罗马人已经经验过像哥拉黎恩吉之类的革命,或者之后的波卡诺事件,对他们来说,这些学者的言论很可能会产生很不良的政治后果。事实也果真如此,柏拉底那和赖多斯也真的正在酝酿政变,企图推翻教宗的政权,达到他们的政治改革目的。
教宗保禄二世先发制人,下令封闭罗马学院,并且把柏拉底那、赖加斯等领袖人物逮捕下狱。虽然后来问题圆满解决,保禄二世却落了一个“反人文运动”的恶名,柏拉底那所写的教宗传,对保禄二世的批评,始终强调保禄二世是一位反人文主义者,一直到近代,史学家才逐渐替教宗洗清了这个恶名。的确,保禄二世并不是一位人文学者,再加上教廷的经济拮据,他也未曾大力支持文艺,不过,他对传播文艺的印刷事业却相当注意。1466年,日耳曼的印刷专家孔拉德薛横汉和亚诺德巴拉兹来到了义大利,在苏比雅谷设立印刷厂,第二年,教宗保禄二世就曾邀请他们到罗马开设第二家印刷厂,又在梵蒂冈添设了出版部。他还对收藏古代的钱币碑刻很感兴趣,对后来的罗马博物院贡献不少。
说起罗马博物院和梵蒂冈图书馆,我们就不能不想到继承保禄二世的教宗西斯笃四世。他的任期是从公元1471年到1484年,他是利古立亚人,出身寒微,早年进入方济会,在升任枢机以前,原是方济会的总会长,可以说是一位无可谴责的虔诚司铎。在教宗任内,他回然表现了杰出的统治才能,也表现了他个性上极大的弱点。他是一位学者,也是文艺复兴的热心保护人,在保禄二世任内被排挤的人文学者,又大受重用而侧身于教廷。他重用当代艺术大师,并且设置了梵蒂冈官方画家。西斯笃四世建造了到现在还保存着的圣神医院、平民圣母堂、和平圣母堂,以及有艺术之宫称号的西斯汀大教堂。这座教堂始建于1473年,到1481年完工,也是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大师米开兰基罗和拉斐尔的天才表现。在教宗的惨淡经营下,梵蒂冈图书馆的藏书增加到了三千五百多册,比起教宗尼各老第四的年代,足足多了三倍。同时在他的任内,正式成立了罗马教廷档案处。西斯笃本人又好藏古物,并且开放展览梵蒂冈的珍藏品,供人参观,因而荣获罗马博物院创始人的头衔。前任教宗保禄二世在位时,有鉴于罗马学院被反对者控制,策划发动政变,便下令关闭罗马院,西斯笃则将内部人事改组之后,重新开放,四方学者又再度云集,罗马学院因而成了学术界的堡垒。所以教宗西斯笃四世真不愧是一个文艺复兴教宗。
在神学的历史上,教宗西斯笃四世钦定了两项有关圣母玛利亚始胎无染原罪的教义,而名留千古。因为他本人也特别敬爱圣母玛利亚,所以他把那有艺术之宫称号的西斯汀教堂奉献给圣母玛利亚。教宗西斯笃四世像一般公侯一样,具有给予、挥霍、开恩、不知节约的个性,结果,他把所有的东西给了所有的人,而他给自己的修会“方济会”过多的特恩,以致于当代人对这件事有些不满。同样的,他向各方面颁布大赦。我们知道,按照教会的惯例,蒙受大赦的人必须向教会奉献相当的金钱,西斯笃四世广颁大赦令,很容易被误会成是一种金钱交易。何况,那个时代的教会所得到的献金不完全应用在纯粹的牧灵事业上。在这方面,这时代的教宗和教廷的责任感也日益消退,而另外一方面,教宗西斯笃四世不顾教会的利益和立场,和各国的王侯签下了非常不智、充满危机的协约。其中最最不智、也最为冒险的是,教宗给了王侯们指派主教的特权,又允许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几乎变成政府的工具。如此一来,以后的教宗继承者为了维护教会的权威而煞费苦心。此外,很不幸的,教宗西斯笃四世又让自己失落在小小的义大利各邦的政治迷宫里。在他的政治棋盘上,主要的角色是:除了罗马的高隆那、奥西尼两大家族的长期纷争之外,还有那不勒斯、米兰、佛罗伦斯、威尼斯等城邦的纷争,冲突的地区常常变更,政治的联盟也常常变换。大部分的时间,教宗是联合那不勒斯以攻打美迪奇,有的时候,他也和那不勒斯为敌。教宗置身在这种纷扰不宁的政治圈里,声望大受损失,一般民众不再尊敬仰慕他,不再视他为教友的慈父,只把教宗当做是义大利王侯中的一份子,甚至更不是信友心目中强有力的王侯。
西斯笃闻名于教会的历史,给教会带来莫大的损害,除了刚才提到的,还有一个更大的损害,那就是,他任用自己的侄子、外甥,又提拔自己的亲戚。在教廷来说,任用亲人原是由来已久的陋习,加里斯督三世任用侄甥,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而到了西斯笃四世时,更是变本加厉,教宗的罗弗来家族,一时之间都变成了王侯贵卿,在他的十一个侄甥当中,有五位当上枢机、一位当上宗主教、两个成为那不勒斯王的女婿、一人娶了乌比诺公爵的女儿,另一个娶了米兰公爵的女儿,还有更离谱的,一个十六岁大的侄孙也被封为枢机。这些侄孙中,竟然没有一个是以贤德出众对教会有所贡献,而当上枢机的,在六位当上枢机的侄孙当中,最能干的是求良诺,他也就是后来的教宗朱利二世。我们知道,他并没有善守洁德,其中更有一位名叫彼德利亚里欧的枢机,生活放荡,而且最后死于荒淫浪荡中。
在全部的教会历史中,没有一个像西斯笃这样利用职权来提拔亲戚的,在他的任内,许多年长又优秀的枢机相继去世,他居然以不可思议的懦弱和贪婪,选了一群平庸无能、年轻又有堕落倾向的人物,代替那些优秀的枢机。西斯笃选择的枢机中竟然包括了恶贯满盈的佛朗脱的儿子若望,同时他的侄甥枢机和声息相通的枢机联合,组织了西斯汀枢机团,控制了整个教廷的行政,教宗明知他们不法,也无可奈何。贪污、买卖神职等陋习又再死灰复燃,使罗马教会陷入于空前的腐败,他的侄甥为了扩展各自的权力和土地,从事各种不法的行为,教宗不但不加以阻止,还往往以贵为教宗的神权,来打击侄甥的政权。像这种为教会利益以徇私情,十足表现了这个时代罗马教廷的政治生活。这样的腐败、黑暗,好不令人悲痛啊!
文艺复兴的教宗、碧岳二世、保禄二世和西斯笃四世在位时暴露了罗马教廷的黑暗面,我们也许很不以为然,从护教的观点来看,我竟然在暴露教廷的无能和贪婪、徇私和放荡、堕落和腐败,这恐怕不好。我原先也考虑是否轻描淡写一下,不必举出那么露骨的例子,但是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坦白地说出当时的真象,好使各位明白,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出,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创立者,耶稣基督才是教会的保护者,我们的教会是来自天主自己,而不是人类。人为的因素造成教会的俗化、腐化,令人汗颜悲痛,但是天主子耶稣会有能力引导教会从腐朽中蒙受救恩,得到净化与重生,人类的历史有多长,圣教会也会迄立多久,这是我们所深信不疑的,也是圣教会之所以不同于一般世俗政权的原因。
下面继续要介绍几位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他们当中有的生活放荡腐化,教廷黑暗消极的一面比起以前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仍然采取据实介绍的路线,然后,您将体验到天主子耶稣、我们圣教会的头,要如何地引领自己的教会,从罪恶、从黑暗中走向救恩,走向圣化。
接着,我就来为各位介绍继教宗西斯笃四世当选教宗的依诺森八世,依诺森八世当选,背后还有一段可耻的阴谋。经过情形原来是这样的,在西斯笃四世去世之后,有两个人想要争夺教宗的宝座,在选举的过程中,完全暴露了枢机团恶劣的精神和手段。想要当教宗的人,一个是教宗加里斯督三世的侄子罗特利哥波尔琪亚,另外一个就是教宗西斯笃的侄子求良诺罗弗来。求良诺考虑到自己还年轻,只有四十一岁,自己当教宗的时机尚未成熟,他需要的是一个会依赖他听他话的教宗,所以他就转了个方向,去支持一位来自热那亚的枢机西波。求良诺采用了卑鄙的手段,让西波当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竟想出书面贿赂的方式,也就是凡投西波一票的枢机,可以表明自己的意愿,这些意愿将来一定会实现,结果西波果然当选,取名为依诺森八世。他的任期从公元1484年到1492年。像这种公开贿选的非法行为,在教会史上还真不多见。
依诺森八世既然是以贿赂获得选举,在他的领导下,罗马教廷的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服务于教廷的人员又良莠不齐,其中竟有公开售卖神职,或是伪造文书以广赐恩惠的事。举个例子吧,竟然有人假冒教宗的名,特准教士金屋藏娇。至于枢机团也多为世俗的利欲薰黑了良心道德,专以俗世的名利为重,置教廷的名誉于不顾。
让我们来检视一下依诺森八世的任内,发生那些令后世悲痛的事。相传依诺森八世个性仁慈,意志非常脆弱,在他进入神职以前,已经有两个非婚生下的孩子,一男一女,依诺森设法让自己的儿子娶到佛罗伦斯的罗兰佐美迪奇的女儿为妻,有人说这是一个政治婚姻,为的是要和佛罗伦斯的美迪奇言和。这件事因此成了史无前例的笑柄。罗兰佐美迪奇也因此向懦弱的依诺森八世要求一个特恩,为自己十三岁的儿子若望美迪奇求得了枢机的荣誉和名份。这椿婚事以及教宗外孙女的婚事,都先后安排在梵蒂冈宫内举行,其铺张的程度,与俗世皇家的婚姻比较,毫无逊色。依诺森又把自己弟弟的非婚生子擢升为枢机。像这样公开而毫无廉耻的事,竟然出现在圣教会的中心──罗马教廷,其影响道德的衰落,可以想见。著名而德高望重的艾基迪枢机目睹了当时的情形,写下了辛酸的字句,他是这样写的:依诺森八世是第一位公开展览他的孩子、公开主持孩子婚礼的教宗,但愿这件空前的事,将来无人仿效。依诺森八世也不能远避义大利的战争和纷乱的政治,在众多使圣伯多禄的宝座蒙羞逊色的教宗当中,依诺森八世正是其中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他庸弱无能的个性和他所造成的诸多笑枘。其实,真正该受谴责的应该是教宗西斯笃四世的侄子求良诺枢机,他只凭着一己的利害关系,把这位庸碌的人物举上教宗的宝座,并且在依诺森八世的整个任期内,完全操纵着他的行动。依诺森八世在位八年,一方面加速了教廷的腐败,一方面也唤醒了有识之士竭力呼吁教会要改革的必要,但是改革的时机并没有成熟,教会还得遭遇更大的灾难。
教会所遭遇的更大的灾难就是亚历山大六世,他是教会历史上最不称职的一位教宗,二十五岁时,被他的舅父加里斯督三世擢升为枢机,后来西斯笃四世又任命他为波多的主教。他虽身任神职,但一直都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他1470年和一位曾经结过婚的罗马女子同居,过着一种婚姻生活,同时还维持着他不合法的关系,他这种放荡的行为是大家早已知道,碧岳二世也曾经恳切地责备过他。亚历山大六世甚至在他当上教宗以后的任期内,还生了一个儿子。既然明知他是这么一个放荡的人,怎么可能被选为伯多禄的继承人呢?原来,他当选的经过是这样的。亚历山大六世在当选以前名叫罗特利哥鲍奇亚枢机,也是罗马教廷的副秘书长,他向选举他的枢机们行贿,获得了三分之二的多数票。这项选举本身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有效的,但也暴露出有投票权的枢机们缺乏责任感和道德勇气,这也是历史上所从未见到的。亚历山大六世的任期是从公元1492年到1503年,教宗的四个孩子都在教宗父亲的宫廷内长大,长子放荡淫乱,一如其父,被暗杀而死。亚历山大六世最喜欢这个儿子,爱子死亡令他悲伤不已,他也在这事上看出天主的惩罚。他发表了一份致王侯和教友的信函,表示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改变。亚历山大六世为了能和那不勒斯维持同盟关系,并且保持教皇国的安全,于是为他的儿女安排政治婚姻,借着他的婚姻政策,亚历山大不但为儿女做了打算,而且也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因为这项婚姻政策,亚历山大将罗马教会带进了义大利战争。
公元1503年,亚历山大六世在一次宴会中,因食物中毒,得了疟疾而去世,亚历山大在教会史上固然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臭名,但在他的任内,对艺术而言,倒是留给我们一笔丰富的遗产。他命建筑大师安东尼奥重建天使堡教堂。这座著名的建筑物直到今天还巍峨屹立在罗马,波尔琪亚宫廷内的壁画,以及米开兰基罗的痛苦圣母大理石雕像,都是千古杰作。亚历山大不惜耗费钱财,美化梵蒂冈宫和罗马各教堂,一五零零年圣年,朝圣者的捐款大多用在圣伯多禄大堂的重建。一四九九年,亚历山大曾颁布一道诏书,恩准为重建圣伯多禄大教堂而捐献的人,能获得大赦,从此产生了多种弊端,终于导致马丁·路德起而抗议。
经过亚历山大六世11年公开的腐败生活,连枢机团也感觉到必须推选一位在道德上是德高望重的教宗,结果选出了一位年迈多病的教宗碧岳三世。他是一位沉静虔诚的人,就任以后,他公开宣布说:“我将是和平的教宗,我也要革新教会。”很不幸的,他在位还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两个星期以后,召开选举大会,求良诺枢机认为他的时机已经成熟,就公开宣布他渴望能够戴上教宗的冠冕。而在那时候,求良诺实在也是枢机中的佼佼者,选举大会只举行了几个小时,就选出他为教宗。他就是西斯笃四世的侄子,也就是教宗朱利二世。他登上教宗的宝座以后,立刻颁布公告,严格禁止在选举教宗时的一切买卖行为,这一个公告,无疑的,是对他自己往日行径重重的一击。朱利二世当选时已经六十岁,年轻时进了舅父的修会方济会,当舅父当选为教宗西斯笃四世时,他很快地被擢升为枢机,他的私生活并不比别人平淡,他有三个女儿,也是一位战士与政客。在西斯笃四世的任内,他当过统帅,指挥过远征军旅。他一手控制依诺森八世,安排依诺森当选教宗。他曾和法王查理八世以及沙伏纳罗拉共谋反对亚历山大六世。
朱利二世的一生并不清白,他登基以后,一心一意只想做教宗,他希望再一次高举教宗到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地位,他认为,独立强大而光荣的宗座,对完成教会精神的神圣使命,是一种必要。朱利二世是一位诚实的信者,他给当代人的影响都具有深刻的宗教意义,朱利二世不是圣人,可确实是一位伟人,在他的心中,没有诡诈卑鄙的念头,他的愤怒会叫周围的人感到害怕却不会引起不满,他像李尔王,是一位十足的君王,就像米开兰基罗所雕的巨人,他具有无限的毅力和决心,他可以随机应变,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的确是当代最标准的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法国的路易十二世,或西班牙的斐迪南都不是他的对手,就更不必说义大利的政客了。
朱利二世的任期是从1503年到1513年,总共十年,罗马教宗的政治权在这段期间达到了高峰。朱利二世被称为政治教宗,他最终目的是要在罗马教宗的旗帜下,看到一个统一的义大利。第一步是要巩固教宗国。他以利诱、以武力,甚至以暗杀,铲除了许多好战分子,第二步是征服威尼斯。1509年,朱利二世参加冈布雷同盟,目的是要瓜分威尼斯。在阿那代罗之役中,威尼斯被联军击败,同盟各国分别占领冈布雷条约划分的土地,教宗国的失地也全数收回。朱利二世达到目的之后,立刻又将矛头指向法国,他不愿意看见法国的势力在义大利过份嚣张,所以他先秘密地和威尼斯签订和约,然后再利用同盟之间相互的猜忌,一五一一年组成神圣同盟,以驱逐法国。法国也就在各方面的紧逼之下,在一五一二年退出义大利。他又继续想办法对付西班牙,他曾感慨地说:“只要天主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就能够使那不勒斯脱离西班牙了。”但是,天主却没有给他时间,一五一三年,教宗朱利二世与世长辞。
朱利二世是一位名实相符的政治教宗,以政治的力量来重建教会的领导地位,而他在艺术方面也有不可泯灭的贡献,他任用艺术大师米开兰基罗、拉斐尔、布拉曼德等人从事美化梵蒂冈的工作,策划圣伯多禄大教堂的重建工程,总而言之,经过朱利二世十一年的努力,罗马已经成为西欧的艺术殿堂,而教廷也成为义大利半岛的政治重心。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依诺森八世、亚历山大六世和朱利二世三位教宗,他们相继当选。在他们就任的期间, 当时教廷内部的腐败是很明显的,依诺森和亚历山大两位教宗私生活腐败的情形,严重影响到教廷的道德和声望。朱利二世终于在政治上重振了罗马教廷的领导地位,在文艺方面也有着不可抹灭的项献。从他到奥十世,都有哪些贡献?管理教廷的情形等等。
文艺复兴时代的教会,教会所真正需要的是道德的革新,朱利二世和他的前任教宗,全都忽略了这一点,朱利二世在位的十一年内忙于南征北讨,战争占去了他整个的时间和精力,总而言之,朱利对重振教会声誉的看法,是政治的而不是道德的。一五一年朱利宣布召开第五次拉特朗大公会议,这个会议除了避免教会再次分裂的危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具体表现。朱利去世时,拉特朗大公会议还正在开会中,教会应该革新的呼声从世界各地传来,对这些呼声,罗马教宗似乎还抱着不闻不问的态度。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朱利二世的继承人利奥十世。
利奥十世相当幸运,亚历山大六世所恢复的教宗国,由朱利二世善加管理和努力扩展,而利奥十世从朱利的努力下偷取了一部份声誉。利奥从小到大一直都很幸运,他是佛罗伦斯的罗兰佐美迪奇的儿子,童年时代受过很好的教育,公元一四八八年,当他十四岁时,他的姊姊嫁给了教宗依诺森八世的儿子,他也就在这时候被升为枢机,三十八岁时被选为教宗。当他被选为教宗时,还不过是个辅祭,所以连着接受神父和主教的神品,然后才举行教宗的加冕就职典礼。我们知道佛罗伦斯是义大利文艺复兴的中心,而他父亲美迪奇又不遗余力的推行文艺复兴,利奥从小生长在宫廷里,所以自小就养成了对文艺的爱好,尤其爱好音乐、诗文和戏剧,他对任何学者也都有求必应,凡是给他献诗献文的都能获得金钱的酬报,他身边常带着一个红色的丝绒袋,里面装满了钱币,随时准备分赠给向他有所求的人,因此也有了“太阳王”的名号,而梵蒂冈教廷经常有音乐演奏会,甚至他身边还有乐队,随时待命表演,他是一位“生活的艺术家”,知道如何享受生活,却不知道如何去应付他所活着的年代,相传说,他被选为教宗后,就曾对他的弟弟说,“天主既然给我教宗的职位,就让我好好地享用它吧”。他虽然在道德方面从来没有什么玷污,在教宗的任内,他虔诚地完成宗座的职守,但是他在教廷内的私生活,却看不出他有内修的精神。每一年的秋天,他总率领浩浩荡荡的打猎队伍,离开梵蒂冈宫出外去打猎,而那个村庄就可以获得比丰收之年更多的利润。教宗利奥君王一般慷慨,已经流于挥霍,不到两年,前任教宗留下来的积蓄已经花光,他花掉了三代教宗的钱,一是吝啬的前任教宗所留下的财产,二是当时教廷每年固定的收入,三是将来要为他清偿债务的继承者的收入,使得教廷的财务顿时陷入枯竭,他为了继续完成伯多禄大教堂的建造工程,也就不得不颁布大赦,结果是导致北方有了大变乱,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张贴神学论题,引发出一连串的宗教革命,在朱利的时代,教会的病势已经很重,但是尚未病入膏肓,到了利奥十世的时候,已经是无药可救了。然而当时的罗马教廷对这个情势并不重视,在欢笑与舞蹈声中,蹒蹒跚跚地走向深渊。利奥十世不仅是耗尽了教廷的财源,而且也失掉了朱利第二辛苦得来的政治资本,利奥十世一直自称为“和平的教宗”,为了和平他不惜牺牲一切,法王路易十二在一五一五年去世后,由年仅二十岁、野心勃勃的法兰西斯一世继承王位,他立刻采取武力行动,想要夺回路易十二所失掉的米兰公园,一五一六年米兰公国战败,与法国签订《永久和约》。法兰西斯一世占领了米兰,他的下一步就是向南攻取那不勒斯,而教宗国就是他的必经之地。利奥自知不能用武力与他对抗,于是改用外交智慧好能取得法兰西斯的欢心,利奥一方面承认法王在米兰的既得主权,一方面又任命法王为罗马教宗和美迪奇家族的保护人,利奥还在当年和法兰西斯一世签订条约,除了很少的修改之外,几乎全照一四三八年法国所公布的《布尔热国是诏令》,把法国境内许多重要城镇神职人员的委任权交给法王,法王也就从此成为法国教会的统治者,这个条约一直到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才失去效力。当然造成了法国教会更走向独立,同时也因为高级神职,像主教、修道院院长是由法王任命,被任命的又多为贵族的子弟,结果,造成了法国的神职界分成高低悬殊的两个派别,彼此之间逐渐发生了妒嫉和误会。不过,从教会的角度来平心而论,1516年所签的条约,也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
这话怎么说呢?那就是在宗教革命以后,法国的教会没有如同日尔曼或英格兰一样受到严重打击,还得归功于法国政府有力的措施,这话又怎么说呢?因为法王既然成为法国教会的统治者,就政治立场来说,他是不愿意和罗马断绝关系的。他也不愿意容忍天主教的信仰受到任何改变。到以后的法国亨利四世在即王位之前,原是改革派的新教徒,但他当了法国国王之后,就改信罗马天主教,这可以说是一五一六年的条约逼使他不得不如此,这个条约能够产生如此有利于教会的效果,原不是利奥所能预料得到的,当他与法兰西斯一世签订条约时,他唯一所顾虑的是如何平安无事地维持教皇国的现况和美迪奇家族的利益。
从教宗尼各老五世到利奥十世的九位教宗,我们通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教宗,因为公元一四五零年之后义大利的文艺复兴,已经进到它的黄金时代,而从事推动这项文化运动最热心的是罗马教宗。这一段时期也是义大利政治最紧张的时期,先是弱肉强食,各城邦采取向外扩展的政策,来巩固各自的势力和利益,继之是法国军队入侵,使义大利各城邦在强敌压境之下,寻求为自身最为有利的关系,罗马教宗以教宗国国王的身份,被逼卷入这种政治和战争的漩涡中合纵连横,从事各种政治上的活动,因此,罗马教宗又有“义大利君主”之称,这并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统治整个儿的义大利半岛,而是因为他们和其他义大利的独裁者一样,以平等地位来分治义大利半岛。
推动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很明显的,都不应该是罗马教宗的本来任务,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地热心而又不遗余力呢?这当然是欧洲局势,尤其是义大利的政治局势所促成的,中古时代的那种基督教共和国的观念早已成为过去,西欧的几个重要国家,都在忙着发展自己的命运,像日尔曼正忙着如何为哈布斯堡王朝奠定基础,法国正处在百年战争之后,百废待兴,忙于法国本身的统一工作,而逐渐的走向专制王权,而百年战争以后的英国呢,因为战败而失去了在欧洲大陆上的土地,引起国内贵族不满,导致三十年之久的蔷薇战争,最后才由享利·都铎建立专制王朝,至于伊比利半岛,也从分裂步向统一,从消灭回教国家而走向纯基督教国家。这些国家实际政治的发展,历代的罗马教宗不能不清楚认识并坦白承认,基督教共和国的理想,已经根本不可能实行的了。
既然如此,唯一可以采取的政治路线就是和这些国家妥协,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罗马教宗也只好忍痛默认与法国之间的有伤教会权益的布耳热国是诏令,以及和日尔曼之间的维也纳协定,退守义大利,因为这里是他权力的根据地。可是,在当时的义大利,政治上是一片混乱,不能不采取合纵连横的政治手腕,在这种情形下,罗马教宗被迫于情势而不能以领袖自居,只有和其他的领袖一样平等对待,变成了义大利的众位君主之一了。在政治上,罗马教宗固然是已经失去了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他毕竟还是罗马传统的继承人,而罗马也是基督教会的中心。因此,从教宗尼各老五世开始,列代教宗都推动文不遗余力,一时之间,艺术家和人文学者从四面八方蜂涌而至,罗马也就逐渐成为义大利的文化中心,一直到现在,我们还非常幸运地可以瞻仰这群文艺复兴的天才大师遗留给我们的遗产。这时代的罗马教宗对文艺的贡献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这几位教宗,他们不论是为保护教会俗世的利益,或是为推动文艺来美化梵蒂冈教廷,这些教宗都给人一个很坏的印象,那就是,在他们身上,看到了非常非常的世俗化的一面,很明显的,他们已经把本末给颠倒了,他们所做的,和教会需要他们做的,没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无论是教宗的政治权力,或是一座外表雄伟富丽的教堂,都只不过是教会应用的手法,而不是他刻意去追逐的目的啊。文艺复兴教宗,他们竟然错以方法为目的,以俗世的价值来替代精神价值,这也正是当时的教会所面临的真正危机,它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亚威农流亡或是西方教会大分裂,因为这两者都只是暴露出教会在组织上的弱点,而教会的世俗化所暴露的,确实是教会在思想上的偏差和精神上的缺陷。也就难怪在教宗尼各老五世继承教宗职位后的七十年,马丁·路德倡导改革宗教时,立刻获得四方共鸣,宗教革命一发不可收拾,这并不是出于少数改革者个人的天才,而是在已经世俗了的罗马教廷,已经失去了它反击的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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