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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产生

时间:2018-07-16 10:20来源:天主教在线 作者:教会
马丁·路德的生平
这里要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单元,紧接着前面的内容介绍誓反教,或是称为抗议教,也就是目前所通称的基督教改教运动。首先,要介绍的是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改教运动。改教的悲剧,我们称它是一场教会分裂的大悲剧,而且这场大悲剧所造成的伤害,直到现代都无法愈合。改教的悲剧首先在德国爆发,这就与德国日尔曼和圣教会的关系,以及当时德国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有密切的关连性。
我们要知道,自从罗马教宗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日尔曼皇帝开始斗争以来,日尔曼反对罗马的情绪始终就没有消除过,尤其在十五、十六世纪之际的日尔曼本身,充满了矛盾,比其他任何地区都要来得严重,高级神职人员的财富和生活的腐化是前所未有,他们的生活既奢侈又浪费,而低级教士却因为生活在贫困中,而显得情绪不佳,对一切希求与改革的革命运动,自然也就很容易表达出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在工商业兴盛的城市,开始流行资本主义,使得从事工商业的资本阶级愈来愈富有,而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却愈来愈贫穷,工人被剥削,小商人倒闭,农民也被沉重的赋税拖垮,这些人都希望改革。而政治方面,日尔曼境内也呈现异常紊乱的情形,大大小小的邦国多达四百多个,还真像一团乱麻,彼此纠缠不清。这些小邦国虽然同属一个帝国,但是他们都心想独立自主,被三位主教和四位较大的有选举皇帝大权的王侯所控制的皇帝,对这么一盘散沙的帝国,当然是很难施行他的权力。
马丁·路德所面临的皇帝查理五世年轻又任性,十六岁时当上了西班牙国王,同时也兼西班牙在美洲和亚洲菲律宾的广大殖民地的主人,而且还拥有现在的比利时、奥地利及义大利的南部,1520年明武宗正德年间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虽然是当时世界上权势最大的国君,而事实上领土虽然广大,但是统治上很困难,还得时常提防外来的敌人,东面有土耳其人威胁,西面有权势日渐强大的法兰西。因此查理五世虽然有心想要保持帝国内信仰一致,但是也无力镇压新产生的改教运动,一切错综复杂的情形,对改教运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像马丁·路德这么一位特殊个性的人,恐怕也是难以造成一股改教风潮的。
马丁·路德1483年生于萨克森省的埃斯勒本。他的父亲是矿工,为人正直而又勤奋,母亲行止端庄大方,信仰虔诚但却显得心窄。他们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马丁·路德在成年之后,曾回忆说他曾经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遭到父亲鞭笞,他的学校生活因着家境贫寒而常常感到苦恼,幸亏得到一个富有的贵妇在经济上接济,才得以完成学业。他天资聪明学业有成,父亲为他的成绩感到骄傲,有意要儿子研究法律,不料马丁·路德竟然在1503年进了奥斯定会的修院,为什么有这样的转变?原来在入会修道的十五天以前,他曾被一场异常猛烈的暴风雨袭击,当时是雷电交加,他饱受虚惊,深怕自己会被雷电劈死,于是就向天主许愿,如果能脱险不死,便决心入隐修院当隐修士。虽然有人一再劝阻,但是他仍然坚持十五后,正式入会。他这种不够纯正、不够成熟的圣召,成了他终身的累赘。
1507年,马丁·路德晋升为司铎,第二年被委任为威丁堡的神学教授。1510年到1511年他到过罗马,亲眼目睹了教廷的奢侈腐化,深受刺激。但是他信赖教会服从教廷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而动摇,真正实际导致马丁·路德改教的,并不是教会的腐败,而是那份困扰他心灵的悲观心情,以及他对罪过、圣宠和灵魂得救的神学问题所抱持的偏执成见。马丁·路德原本是一位虔诚谨慎的司铎,一心一意地渴望自己能成为完美的圣人,但是他个性却又狭窄,刚愎自用,经常是不听劝告,更何况他对士林神学的了解不够深刻。他经常喜欢沉思,虽然十分小心谨慎,但是自从他受到那场猛烈的暴雨风袭击,他对天主的审判就经常怀着恐怖的焦虑。他因为畏惧天主而感觉局促不安,也就对自己是否能得救而开始怀疑,他相信应该对自己内心当中的恶念负责,于是便希望能摆脱内心的烦恼与不安,还希望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确是被天主所宠爱的。当他每次感到猥亵、暴怒,或是对某一端道理怀疑的思想冲击时,便认为自己已经犯下重罪,应当受严属的惩罚。他努力地祈祷,行各种善工、办告解,都不能解除他内心的那份恐惧和不安。他曾经向人说:“我虽然厉行善工,但内心的失望仍然无法去除。”
他为了替心灵内潜伏的问题寻求解答,以获得心灵的安慰与平靖,就潜心研读圣经。有一天他看到圣保禄致罗马人书中的一句话:“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他深信他发现了这句话的真正意义,他按照自己心情的需要去求解释这句话,他说人类已经彻底败坏,无法赦免罪过,虽然人可以在外表上符合法律的要求,完全遵守天主的诫命,但是人类仍旧还是罪人,人类即使多么努力地行善立功,也无法办到,因为人类已经因着原罪而彻底败坏了。人自己不可能得到罪恶的赦免,罪恶的赦免是由外力而来,那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圣宠。耶稣的圣宠能够为我们遮盖人类的任何罪污,但却不能改变我。他更认为,不是善工拯救人,而是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耶稣以自己的救赎功劳,把我们的罪过遮盖起来,所以我们也就根本不需要去立善功,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立了功。在他的著作中曾经这么写道:“人类已经被法律压倒,人根本就无法遵守它,那么人应该做什么呢?基督已经完成了法律,用不着我们再去完成,人只须信赖基督,用信心依靠祂就行了,因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您听了马丁·路德的这段话,您也就发现他的话和教会传统的道理相互抵触的地方在那儿了。圣教会训诲我们的是,天主是公义的,但是天主更是仁慈的,依靠着天主的公义和仁慈,衪绝不命令人做我们人做不到的事。祂一方面以祂的公义公平地分施祂的圣宠。告诉人,若是没有天主圣宠的帮助,人决无可能拯救自己,而另外一方面,衪也教导人要和天主的圣宠合作,人也应该自己努力行善,才能求灵升天,信心只不过是得罪赦的开始而已。圣宗徒雅各伯不是说了“信德如果没有善行,只是死的信德”吗?为了得救,只凭信德是不够的,人还应该有爱德,而爱德呢,是要靠行善才能呈现出来的。人应该努力行善,依赖天主的助估,是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教会大赦问题
马丁·路德与圣教会之间的破裂,是逐渐累积而成的,在开头的几年,他只不过是攻击当代神学家的意见,并没有设法攻击圣教会传统的信德。每当有人反对他对信德的看法时,他就回答说:“只有圣经,才是一切真理的泉源和准绳。”这圣经还得是按照他自己所下的解释才算数。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马丁·路德与教会之间的决裂呢?
大赦事件才是造成马丁·路德与教会决裂的导火线,给了他离开教会、离开修会的机会,下面我就详细说个明白。前面集中讲解了教宗朱利二世在1506年开始建造伯多禄大殿,到教宗良十世时大殿尚未完工,所需要的经费实在太庞大,一时无法筹措得够,于是良十世就派人到各处去募款。教友们办告解,领圣体,肯为建造伯多禄大殿而捐献金钱的,教宗就可以颁给他大赦。从教会史和神学方面来看,教宗颁赐大赦,并没有不合法,按照天主教的道理,大赦是圣教会交给教友运用的一种方法,为的是帮助教友补偿自己的罪过。主耶稣基督、童贞圣母和诸圣的功劳,形成为一个神恩的宝库,委托给教会来管理支配。教会有权力制定各类条件,像是念短诵、施舍穷人,或是实行其他各种善功,而使教友能够分享到神恩宝库中的宝藏,使吾主耶稣和诸圣者的功劳,能够贴合在教友自己身上。所以凡是满足了教会所规定的那些条件,便能够获得大赦,但是教友必须清楚明白的是,大赦只能宽赦暂时的罪罚,而并不能赦罪。这个信条是根据诸圣相通功的道理,也就是说教会的每一肢体都能共同分享、共同所拥有的神恩宝库。
早在公元第十一世纪时的教宗,己经给参加十字军的人颁赐过各种大赦,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友得大赦要比过去来得容易得多,像是朝圣,拜圣体,为教会捐献,施舍给穷人,都能够从教会获得大赦,这种做法在当时曾获得相当好的成效,使教会有了足够的经费,兴办了许多的慈善事业、社会工作,更有许多圣堂、医院也得以建造完成。而在教友的灵修方面,也有不少良好的收获。
教宗所指派的专人一直为“大赦”这个课题演讲宣传,许多教友因此而办妥了告解,去旧更新,重新与天主和好。到了中古的末期,教宗颁大赦颁得太容易,以致于有被滥用的指责。何况又是以捐款的机会来颁大赦,看来还像在做交易买卖似的。到底代表教宗到各地去宣传大赦和收集捐献的人,他们的目的,是拯救人灵呢,或者是收集金银钱财呢?更糟糕的是,宣传大赦的人甚至是歪曲了教会的道理,从事宣讲的人中,竟然有人说:“大赦的效力是由大赦本身而来。”甚至流行着这样的说词:“当你为某个炼狱灵魂捐献的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这样夸张的说词,在今天任何一个神学家,都不敢支持这种言过其实的论调。只可惜的是当时代表教宗到德国去宣传大赦的那位道明会士帖勒,竟然就是如此说的。这种情况对中古时代的人来说,既不新奇也无可憎厌,教友们并不关心教会权威当局是否慎重运用从各地来的捐献。他们所注意关怀的是自己行了善功,但是久而久之,许多人开始对教廷不负责任的经济活动有所责怪,宣传大赦的教廷任表,在德国尤其引起德国政府的愤怒,他们眼看着德国的银钱源源不断地送到罗马而感到大大地不愉快,因此有人大做宣传,控诉教廷剥削德国的教友,榨取他们的金钱,而对罗马,历代以来所潜藏着的愤恨也因之而日渐加深。
路德派的形成
教宗良十世为了继续建造伯多禄大殿,派人到世界各地宣传,好能得到足够的捐款,所以就以颁布大赦的方法,鼓励教友多行善工。有些派出去宣讲的人,竟然言过其实,歪曲了教会的道理,因而逐渐有人开始责怪教廷颁布的大赦令。由于德国的特殊政治社会背景,引发了德国人对罗马教廷的不满。马丁·路德在整个大赦事件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下面进行分析。
马丁·路德利用了教廷宣讲大赦的不当,公开宣布他那只靠信德、不必要行任何善工便能获得救恩的新理论。他在1517年10月21号,在一次激烈的讲道之后,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大门上,按照大学的习惯,对许多神学问题,尤其是对大赦和一般善工的价值问题,提出挑战。他总共提出九十五条论题,当中许多攻击滥放大赦的理论固然不是无的放矢,但是其他的论题则大大损伤了大赦的道理。马丁·路德的论题,虽然沿用了大学论文的传统方式,却立刻传遍整个德国,争辩也就接着展开。
马丁·路德发挥了他演讲的长才,他有动人的声调,活泼的想像力,再加上他那扣人心弦的言辞,有时表现出细腻的热情,有时又大胆痛骂,甚至连最粗鄙的词句也不怕加以运用。这种争辩开始时是在全德国,接着在整个教会激起了巨大的影响,同情他的如潮似涌,反对他的也像排山倒海。教宗良十世起初并不加重视,认为只是各修会的修士们、奥斯定会和道明会之间的争辩而已,但是不久,就知道事关重要了。1517年,路德仍自认为是教会的忠顺份子,但是逐渐的,他被许多神学家的批评和挑战激得脑羞成怒,大赦的问题转为次要,所讨论的争辩,都是灵魂得救与否的基本信条。他一再强调,为灵魂得救只须要信仰,用不着善行,他甚至还想改革整个教会。1518年教宗良十世召他去罗马答辩,他拒绝了。良十世不愿把事端扩大或闹成僵局,于是以温和的方法对待他,命令一位当时最有权威的神学家迦耶坦枢机去与他对谈,让马丁·路德有机会为自己辩护。迦耶坦枢机对路德很友善,但是很坚定地要求路德放弃不当的言词,路德拒绝迦耶坦的要求,不但不放弃自己的谬论,还要求召开大公会议以裁判他的言论,他甚至肯定地说,大公会议也能错。
教宗良十世将路德事件在枢机会议上提出来,经过深长讨论之后,在一五二零年六月对路德颁布了《主!请起!》的诏谕,正式宣判路德的道理,并且限定他在六十天内悔过自新,否则就要遭到开除教籍的处分。路德在还没有得到罗马当局的这种决定之前,曾写信给朋友说:“我已经痛下决心,无论罗马当局如何处理,我都满不在乎了。”这段时间内,他所散布的著作和言论中,声明他的谬论是:教友一律平等;人人可以当司祭;人人该以圣经为独一无二的真理来源;皇帝和王侯比教宗更有召集大公会议的权力;除了圣洗和圣体之外,应该放弃其他的五件圣事。当教宗的诏谕送到了他手上时,他为了表示轻视,就在威丁堡大学的教堂内,当着全体学生的面,将诏谕烧毁,教宗良十世只好在一五二一年一月将路德开除教籍。从事件一开始,教宗一直谨慎地处理,因此在这件事上,教宗良十世是不应当受到谴责和批评的。
路德到底具有怎么样的人品?他的人格特质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要把路德的人品确切地刻画出来,还并不容易。因为这并不在他具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个性,很难使人了解,而是因为在许多人的想像中,他已经成为一个神话性的人物,已经成为一切可能的善与恶的象征了。而真正的马丁·路德,既不是什么妖怪也不是什么圣者,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创新的思想,这是他性格中颇为吸引人的地方。然而他常缺少自制力,有时候到了粗俗鄙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当他发怒时,他会像失去理智的人那样讲话,他的言论中有些真的是虚伪欺妄,有些则几乎是凶恶怪戾,而令人惊异!
不过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仅仅只凭借他著作中的那些热烈而又过于激烈的言词来批判他的话,这也不全然是公平的。如果从它的言论中断章取义的话,当然就有不少句子呈显了他疯狂的气质。他常是想什么就说什么,毫不谨慎,他不是伪君子,也不是刁滑的外交家,但是他却会以一种鲁钝的简朴来撒谎,并且曲解真理。
在神学问题上,谁要是与他的看法不同,他都鄙视他们有如仇人,肆意地侮骂对方,他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家,他自相矛盾但又不为所困。为了对抗天主教友,他做了圣经的三项驳辩,但是他却禁止他的同伙有不同的意见。马丁·路德被开除教籍以后,情势对他很不利,皇帝查理五世宣布他不再受法律保障,许多大学,包括代表欧洲学术力量的巴黎大学也在内,都宣布反对他,英王亨利八世也曾抨击马丁·路德,当时却有日尔曼的诸侯,为了政治上的利益冲突而介入这场风波,特别是马丁·路德所在地的封主,也就是萨克松尼的选侯,把路德带往伐特堡加以保护。马丁·路德就在此时此地,将圣经译成德文,萨克松尼的这位选侯,准许路德的朋友放弃天主教,还准许司铎结婚。1525年,路德自己也和一位离开修会的修女结了婚。
当时,德国的皇帝查理五世去了西班牙,保持天主教信仰的诸侯,自动组织了一个联盟,为的是保护圣教会,联盟领导人是查理五世的哥哥斐迪南大公爵,以及日尔曼南方的主教兼诸侯。而与路德应和的诸侯和萨克松尼选侯则组织了道却联盟。1526年,德国的国会为了避免引起内战,做了以下的决定和公告:“在即将召开的大公会议,解决彼此的争端以前,各个诸侯在其所辖的地区,可以自由选择或约束他所愿意的宗教。”因此,不少的地区改变了信仰。1529年,国会又再公告说:“在召开大公会议以前,不容许再有改变信仰的事发生。”公告发出后,有六位主教和十四个城市起来反对这项公告,因此他们被称为“抗议教派”,或者是称之为“誓反教派”。而在我们中国,一般翻译为基督教或新教。其实,基督教这一个名辞包括了一切信仰耶稣基督的教会,连天主教和东正教也包括在内。所以,在这里暂时就用“新教”这个名词。
皇帝查理五世一直不放弃天主教和新教之间达成协议的希望,所以在1530年再一次在奥格斯堡召开会议,新教徒在会议中陈述了他们的看法,他们编写了所谓的奥格斯堡信条,这是新教教义第一次汇集的正式纲要,足以表明路德的思想。所以,双方无法达成协议,隔年新教徒组成了一个名叫斯马开德的军事同盟,形成了一种政治势力,而且还拥有一支军队呢。
日尔曼境内,分成了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造成了绵延不断的内战,一直到二十五年后的1555年彼此在奥格斯堡签订了和约,有了一段暂时性的和平。和约的内容可以综合成三点,第一点,他们根据一五三零年所定的奥格斯堡信条,路德教派在日尔曼帝国境内的地位与天主教相同。第二点,帝国境内各地区的宗教信仰应该由诸侯领主来决定,而不是由一般百姓自行决定,假如有人不愿意接受该地区诸侯所选定的教派,那么他们必须离开这地方到他想去的地方,而不必改教。 第三点,凡是神职人员兼任诸侯的主教或修道院的院主,只能私自个别改信路德教派,而在改信路德教派之后,他也就丧失了他的封地,因为土地并不属于他们继承的产业。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以后,至少在表面上和平降临到日尔曼境内,根据条约的内容,我们看出来,由封建的领主来决定百姓的宗教仰,也就是说,一般百姓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他们信仰那一种宗教,得受封建领主的控制。领主要百姓信什么教派,百姓就得信仰什么教派。从此以后,“属谁管辖,便得信奉谁的宗教”这一句话,也就成了德国公民权的惯例。当然啦,日尔曼帝国境内宗教统一的情势,也正式结束。奥格斯堡和约中,这种由封建领主决定人民信仰的原则,在现在的我们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这项原则至少在当时对这股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潮流,给予一种固定的限制,也从这时候开始,日尔曼的疆土分裂成大大小小的领域,平民百姓各随自己的领主皈依不同的派别,而不再有争执。新教徒不承认教宗和大公会议的权威,不接受教会的训导权,也不接受主教和神父的祝圣、弥撒圣祭以及对圣母玛利亚和圣人圣女的敬礼、圣事与善工的补赎价值、告解圣事、一部分圣经的解释等等,只保留了天主圣三的道理和对耶稣基督神性的信仰。
奥格斯堡和约签订时,马丁·路德已经在他的故乡埃斯勒本去世九年之久,这时候德国北部、瑞士、斯堪地那维亚半岛和英国都已改了教,法国境内正在试图改教。本来他对自己的改教似乎应当知足的,然而事实上,他的晚年却笼罩在愁闷的心情中。在他生前,已经看出他自己在许多点上是失败了。无数的社会动乱,虽然不是出自他的本意,但是他的偏激思想,却是真正的导因,他也曾经为他所亲眼目睹的德国道德衰颓而悲伤,他蓄意想要改革教会,但是却造成了教会的分裂,这显然不是他始料所及。他愿意使在德国的教会摆脱罗马的政治权力统治,结果呢,却把各国的教会放在世俗君王的权力之下,使他更生气的,应该是他的徒弟之间的争斗,连他所坚持的“只要信,就能得救”以及圣体圣事的道理,也被他的门徒反对,他确实不愿意看到弟子分裂,但是路德言论本身,就已经注定,非分裂成无数的派系不可。
他自以为对圣经有精确研究,他只认定他个人对圣经的看法,不容许别人也有神恩以解释圣经,他实在缺少了圣人的谦虚,他掘开了教会分裂的洪流,给信仰基督的世界造成了四百七十多年来长久分裂的遗憾。
产生于德国的路德教派,不久之后,就获得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普遍支持,不过这种局面,乃是基于政治的因素。原来半岛上的三个王国─瑞典、挪威和丹麦,早在十三世纪末年的公元一二九七年,卡尔麦联盟时,就在丹麦国王的权力下合而为一,但是到了1448年,瑞典几乎独立自主。瑞典教会与罗马教廷分裂的导火线是乌普沙拉地方的总主教古斯达夫脱洛来和行政长官斯都尔之间的权力争执,而斯都尔竟然下令监禁总主教,并且还强迫他辞职。当时的教宗知道了这件事,就把斯都尔开除教籍,同时又向瑞典颁布禁令,就在这种情形下,丹麦的国王克利斯汀二世,扬长直入瑞典,释放总主教,就在1520年总主教就为丹麦王克利斯汀二世加冕成为瑞典国王,克利斯汀二世又把总主教的政敌以及几位重要人物处死,在瑞典的历史上被称为“斯德哥尔摩浴血记”。瑞典人民大为激愤,于是爆发了革命,一位信奉路德教派的信徒伐沙,被拥立为国王,于是路德教派就进入了瑞典。
丹麦国王克利斯汀二世本人也是倾向于路德教派的,1523年,克利斯汀二世被放逐,在克利斯汀第三世于十年以后的一五三四年统治丹麦以前,新教乘机进入丹麦、挪威和冰岛,克利斯汀三世即王位以后,命令路德的朋友和学生,名叫布根哈根的拟定了一份和日尔曼新教徒地区所有的组织法完全相同的教会组织法。新教进入斯堪地那维亚的方式比较高明,由于在日尔曼地区所获得的经验,是由国家元首下令改奉路德教派,并且宣布为国教,天主教的财产全被查封和没收。但是为了避免背逆民意,对外表的礼仪尽量减少更动,只是逐渐在不知不觉的散布路德的言论,以致于民众几乎查觉不出来信仰的内容已经有了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天主教几乎已完全被取缔,而外表的礼仪仍然和天主教最为相似的原因。
曾经被条顿骑士会所统治的波罗的海地区,也开始在一五二五年有了分裂现象。条顿骑士会的会长雅博特,改东普鲁士为俗人管理的公爵国,雅博特的哥哥在一五三九年以后成为里加的总主教,他把新教带到现在俄罗斯境内的里福尼亚。库尔兰和爱沙尼亚在一五六二年以前,都一直信奉天主教,这一年哥德哈总督把库尔兰改成一个普通的公爵国,也推行奥格斯堡信条,而且也和雅博特一样,把库尔兰公爵国划归到波兰王的统辖,把爱沙尼亚让给已经接受新教的瑞典。原来属于瑞典的芬兰,也和瑞典一样,成为新教的地区了。
接下来,我要为您说明瑞士改教的经过。瑞士的改教运动,早在一五一九年就已经开始了,是由一位名叫乌尔利克慈运理的教区神父所领导,他是苏黎世城内的一个本堂神父,在当时是一位颇富盛名的宣道者,他在理论上深受路德影响,但是和路德派有着根本不同的地方,他比路德更为彻底,不但取消了天主教的一切礼仪,摒弃了弥撒圣祭,捣毁了圣像、苦像和祭台,甚至抛弃了一切圣事。路德派至少还相信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隐藏在圣体中,慈运理只认为圣餐礼,是一种纪念耶稣基督受苦难圣死的仪式而已。在这一点上,路德和慈运礼的信徒之间,起了激烈的争执,甚至到了后来和奥斯堡信条、瑞士信条都不相同。慈运礼的道理,在苏黎世赢得了瑞士国内大部分人的拥护,但是联邦当中,仍然有七个坚持信奉天主教。于是慈运理派和天主教派之间演变成为政治性的战争。慈运理率领信他的教徒去攻打天主教联邦时,不幸阵亡了,天主教派虽然获得了胜利,但是在签订的和平条约中,天主教和瑞士新教被列于同等地位,从此,瑞士联邦也分裂成天主教和新教两派。
喀尔文派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自从路德改教以后,新教就分成各种不同的派别,彼此对立,路德教派的言论就有许多的矛盾,路德总也不敢从他自己的逻辑结论中提出什么原则来,他把组织、敬礼和教会的权力委托给世俗的君长去处理。在瑞士,除了慈运理以外,还有一个比慈运理影响更大的喀尔文教派,甚至还远传到瑞士国境以外的许多地方。教主喀尔文根据路德的言论原则,做了确切而清晰的结论,给新教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因此也确保了新教的生存。喀尔文是在公元一五零九年生于法国北部皮喀第省的诺荣,他比路德小二十六岁,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家庭,曾经攻读过法律和神学,当法王法兰西斯一世开始镇压新教徒时,他便到瑞士的巴塞尔避难。1536年,喀尔文就在这个地方发表了《基督教原则》这本书,除了说明只信圣经和善行无益的论调,强调专靠信心便能得救的谬论之外,还更大胆地提出所谓的“预定论”,他否定了人的自由意志,人类灵魂的得救和受到处罚,都早已由天主从永远就预先决定好,不能有所更改。意思就是说,天主早在创造人时,便已经预定某些人升天堂,某些人下地狱的说法,而且天主的这种决定是不能更改的。
事实上,在今天的新教各派都已舍弃了他这种骇人听闻的道理,喀尔文稍后到达日内瓦,并在日内瓦定居下来,马上就成了日内瓦的领袖,从事整顿庶政、改善风俗的工作。他在日内瓦,根据政教合一的原则,组织了一个神权政治共和国,实施严格的管制,他独裁的作风引起人民不满,遭到驱逐,但是两年以后又被驱逐他的人召回,而以胜利姿态回到日内瓦,从此以后一直到他去世为止,喀尔文的角色是日内瓦的教主兼君主。
喀尔文和官员取得协调以后,制定了一部新宪法,交由牧师去执行,由一个有六名牧师和十二名长老组成的法庭,实行专断的裁判权。这个法庭享有很多特权,可以剥夺参加圣餐权、禁止参加会议、宣判放逐,还可以把不肯悔改的人,交付给世俗法庭,这种重裁判和一切严厉的处罚,也都以喀尔文马首是瞻。他健康不佳,但是精力充沛,律己很严,过着淡泊的生活,待人也很严厉。在日内瓦,娱乐是犯禁的,跳舞、掷骰子、夜间喧哗等等,全都是禁止的,对玩纸牌、看小说和刻意修饰发辫的人,常会被抓捕,送到监狱里,甚至在教堂听道理时打瞌睡,也被当做是犯罪的行为,唯一可以阅读的只有圣经而已。所有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都视为异端,不是处死刑,就是把他们放逐。他在日内瓦创办了研究院,造就培养了新教教义的讲师,派往许多地区去传教,日内瓦城因为喀尔文的努力,竟然成了一座改教运动的模范城,被当时的人称作是“誓反教的罗马”。
新教在当时能够传到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甚至远播到匈牙利,大都是因为从日内瓦派出去的传教士的努力,再有就是在日内瓦出版的各种新教观点的书籍,随着所派出去的传教士流传到这些地区。喀尔文是一位天才型的筹划家,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而且又具有一个神秘的心灵,他聚集了征服者、布道宗徒和领袖的才智于一身,可惜的是,他缺少了信徒应该有的两种基本德性,那就是真实的谦逊和福音的慈善,甚至是连仇恨我们的人都要爱的那种慈善。用他那清晰的头脑和坚强的意志,在天主教和他所倡导的新教之间,筑起了一道不可超越的铜墙铁壁,信仰合一的希望,真不知道还得等上多少个世纪啊!
路德改教以后不多几年,他的著作便开始传入法国,但是不久之后就被喀尔文的教义取而代之了。新教在法国起初发展得很慢,因为法国在当时已经是一个统一的王国,国王的权力可以遍及全国各地。法王法兰西斯第一世,在开始时对新思想表示得相当优容,但是当新教徒把侮辱天主教信仰的宣传图张贴在王宫的大门上,甚至掠夺天主教的圣堂,捣毁圣母及圣人圣女的圣像时,法兰西斯第一忍无可忍,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逮捕新教徒,还处以火刑。而这种措施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喀尔文教派的新教徒竟以大无畏的精神面对被烈火烧死的刑罚,吸引了更多的人同情新教。
新教的传教士先是在小民、工人和小商人中宣传,到1560年以前已经开始在贵族,而且在王族中赢得了信徒,甚至还组成了一个政党,当然也就危及了王权和国家的治安,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也就爆发了。这种残酷的内战延续了几乎四十年之久,这其中,政治的因素反而多于宗教因素。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依照法律继承了王位,而大多数的法国人民仍然是天主教徒,对这位信奉新教的亨利四世,宣誓反对到底,国内真是危机四伏。亨利四世认真地权衡法国的情况,他深知法国绝对不可能容忍一个新教徒当他们的国王,更何况他在两派神学家的辩论中,发现到新教的理论不充足,使他的信心发生了动摇,最后毅然放弃了新教,诚心重返他本国的国民所信奉的天主教。欧洲各国的君王当中,只有亨利四世最为开明,准许法国人民信教自由,而不加以强迫。他在明宪宗时的一五九八年颁布了世界文明史上,著名的南特诏书,诏告全国百姓,给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新教徒也一样可以享有公民应有的全部权利,也可以担任一切的职务。
改教运动开始时,现在的比利时、荷兰,被称为低地,隶属于西班牙的国王查理五世,就在他即位为王时,新教已经从德国传到了低地,查理五世虽然严加禁止,但是改教的人仍然不断,到查理五世的儿子斐理伯二世,在1555年继承王位时,已经很难加以钳制了。政府压制愈严,人民的反抗也愈大,甚至把西班牙的军队驱赶出境,北部七省就在1579年宣布独立,成立荷兰王国。喀尔文教派执政的省份,天主教的各种礼仪被禁止,违反的人就被处死,所以有不少教友殉道,许多神父、修会会士被杀,连路德教派也在被清除的行列。低地的南部七省暂时仍然受西班牙统治,保持了天主教信仰。
不列颠群岛的血案
前面已经介绍了路德教派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上的改教运动,以及喀尔文教派在瑞士、法国、荷兰、比利时的改教运动,今天要介绍一下新教在大不列颠群岛上传播的情形。大不列颠岛上北方的苏格兰,在公元十六世纪的时候,尚未与英格兰合并,还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在苏格兰建立新教的老祖宗是诺克司,他是一位大胆、豪强,而且言词动人的人,他加入新教以后,曾经因为参加暗杀苏格兰首席主教的阴谋,被逮捕囚禁在法国,获释之后他去了日内瓦,在喀尔文身边待了五年,负责把圣经翻译成苏格兰的方言文学,同时不断地写信给苏格兰的同胞,怂恿他们反抗罗马教宗。他回到苏格兰以后,更大力推动反抗活动,而且也获得了他想要的结果。
诺克司和喀尔文一样,具有法律和组织的天才,他按照喀尔文的原则,建立了一个有组织的教会,牧师由教徒选举产生,行政管理是由牧师和长老所组成的议会来执行,这也是长老教会名称的由来。这种组织方式,也被其他的新教教派所采用。下面介绍的就是英格兰改教的经过。英国改教的性质相当特殊,路德和喀尔文的改教,是出于宗教动机,各地领袖是事后才加入新教的,这些俗世的君主对新教教派的攻击或是袒护,都是依照政治的利益而决定。
至于英国呢?英王亨利八世对新教的观念,原本没有丝毫倾向,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迫使国家走上改教的途径。亨利八世在1509年十八岁时即位为英王,他生得很英俊,又善于锻炼身体,受过良好的教育,不久以后便博得了国民爱戴。至少在外表上,他对宗教表现得很虔诚,当路德教派开始传入英国时,他为了表示反对,曾经亲自撰写了一本护卫七件圣事的书,教宗颁给他“信德保障”的徽号加以奖励,一点都看不出他有与罗马教廷决裂的形迹。
导致英王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的,是一件私生活上的事。与他的婚姻生活有关,而与教理没有关系。亨利八世的皇后凯瑟琳,原本是西班牙国王腓迪南和伊撒伯拉的女儿,也是查理五世母亲若纳最小的妹妹亚拉冈的公主。婚姻初期,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生活愉快,但是亨利八世逐渐不忠实,盲目地爱上了一位宫女安娜保琳,并且坚持要和这位情妇结婚,还要立这位宫女为皇后,为了达到目的,先得解除第一次的婚约,亨利八世以极大的诡辩,要求教会当局批准他和皇后十八年来的婚姻无效,因而得以解除第一次婚约。当时教宗克勒孟七世经过细心检讨之后,明知第一次婚约绝对有效,连教宗也无权解除,但是又迟迟不做明快的判决,因为教宗深恐开罪这位有权有势的国王,将导致教会分裂,但是又碍于良心,不能破坏婚约的神圣性,因此不可轻言解除。教宗认为,亨利八世只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若能拖延一下,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但是亨利八世已经迫不及待,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就让他自己任命的坎特伯里总主教克蓝麦对外宣布亨利八世和皇后凯瑟琳的婚姻无效。在这之前,亨利早已先行封安娜保琳为皇后,而且也先行为安娜保琳举行隆重的加冕典礼,册封她为皇后了。
教宗克勒孟七世眼见耽延无益,也就在1533年宣布只要在皇后凯瑟琳生存期间,亨利八世和宫女安娜保琳的婚姻也就无效,同时认为亨利八世的恶表昭著、不容忽视,就将亨利八世开除了教籍。亨利八世恼羞成怒,迫使英国国会在一五三四年通过了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最高权力法案,声明英国的国王才是英国教会的元首,正式宣布和罗马教会脱离关系,以王家最高权威来代替教宗。随后,亨利八世又把各隐修院的财产没收,并且将其中的一部分赠送给英国的贵族,他这一步棋真是高明,于是分得财产的贵族便俯首贴耳地对他表示服从。
当时的英国也和欧洲大陆一样,教友的信德很深厚,神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大致都不高,这样一来,主教和神职界也和政府官吏一样,面临着重大的考验,不服从国王就是叛逆,大部分都屈服在英王亨利八世的权势之下,但是也有许多忠贞的神父,尤其是修会会士,英勇抵抗,甚至殉道致命而死。他们为了反抗,拒绝承认英国国王在宗教上具有最高权力,因而被捕、审讯、判处极刑,有被吊死的,也有被剖腹而死的。在这些殉教者中,有两位著名人物,也是英国当代最最显赫的人物,一位是费舍尔主教,另外一位就是教友多玛斯·摩尔。
费舍尔是罗吉斯脱的主教,他曾经在事件发生后,挺身而出,以大无畏的精神,替凯瑟琳皇后辩护,因而在1535年遭到逮捕,当时的教宗保禄三世在费舍尔主教被逮捕以后,擢升费舍尔为枢机,因而大大触怒了亨利八世,他扬言“一定要在费舍尔祝圣接受红帽子以前,立刻就叫他人头落地。”费舍尔在被送上断头台时,高声诵念天主教的信德誓言,然后跪在断头台下咏唱着“赞颂感谢天主”和“我曾仰望上主”的圣咏,然后从容走上断头台,被斩首殉道而死。十五天以后,多玛斯·摩尔也被斩首处死。
多玛斯·摩尔是欧洲文明史上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他和人文主义者之父依拉斯莫斯之间,有很深厚的友谊,伊拉斯莫斯就是那本著名的《理想国》,又名《乌托邦》的作者。摩尔生平显赫,曾经是英国大法官,担任过国会发言人及其他政府重要职务。亨利八世任命摩尔为首相,相当地重视他,而摩尔也一直希望亨利八世能够重新返回正途。当事实证明,这种希望不可能的时候,他毫不迟疑地辞职挂冠而去,表示对英王的抗议。他原以为退隐之后,可静心读书著作以终天年,但是他拒绝宣誓承认最高权力法案,亨利八世大为愤怒,决不甘心罢休。于是将多玛斯·摩尔捉来关在监狱里判了死罪,家产也全数没收,甚至他母亲被迫变卖衣服度日,他女儿的哭求,都没有动摇过他的心志。1535年7月6号,多玛斯·摩尔被押往刑场,在断头台上斩首而死。
1886年,教宗良十三世将他和另外五十二位英国籍的殉道者一同列入真福品,一九三五年,多玛斯·摩尔和费舍尔主教殉道的四百周年,教宗碧岳十一世将他们列入圣品,成为普世教会敬礼的对象。出人意料的是,1536年两位殉道者被斩的第二年,这一切灾祸的女主角安娜保琳竟也失去亨利八世的宠爱走上了断头台。亨利八世前后娶过六个女子,除了安娜保琳之外,还有另外一位也是被杀身亡。
亨利八世终其一生信奉的是天主教教义,而且在晚年处决过不少新教教徒,但是他始终让丑位路德教派的克蓝麦担任坎特伯里大主教,并且支持新教所翻译的英格兰方言圣经,而以新教徒批评亨利八世过份地天主教,而天主教徒则又批评亨利八世过份地新教化。到亨利生命的晚年,他为自己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所指派的摄政委员会中,绝大多数都是新教份子,当然也就为新教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爱德华六世在位的七年中,逐步更换教义和礼仪规则,而将天主教教义和礼仪的大部份作废。爱德华六世驾崩之后,由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皇后所生的长女玛利一世继承王位,玛利一世受的是天主教教育,当她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的儿子腓力二世结婚以后,就决心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召叫被亨利八世所放逐的所有主教回国,外来的新教牧师全被驱逐,她运用她的影响力,选出一个倾向天主教的议会。玛利一世透过议会立法,一方面恢复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优势地位,一方面也将天主教的教义和礼仪重新恢复。又把两百八十多位左右的新教徒,不分情节轻重,全部投在火里烧死。这种暴虐的行为促使她的声望下降,因而被称为“血腥的玛利”。英国人固然对她不满,而对于她的下嫁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则更痛恨。当腓力二世返回西班牙后,玛利一世在登位的第六年之后,抑郁而死,由亨利八世和安娜保琳所生的女儿伊利沙白一世继承王位。英国国教就在她统治期间,获得了决定性胜利。
伊利沙白一世受过严格的训练,很爱艺术和文学,也从亨利八世那儿继承了一份政治天赋,但是对道德和宗教的情绪就相当缺乏,她不但奢糜放肆而且还很残酷暴虐,宗教为她而言,只不过是政治的机缘而已。她深深痛恨罗马教宗的神权,在她的姐姐玛利一世统治英国期间,她经历了不少的严重危机,但是她却深自韬晦,宣布信仰天主教,登上王位以后,因为新教徒承认她母亲的婚姻和她的继承权,因而被逼倾向新教,她喜欢天主教礼仪的庄严排场和它那坚强的组织,但是却把患于天主教的主教神父革职,而改由新教徒来代替。一五六三年,伊利沙白一世促使议会通过三十九款,做为英国国教的信条,不信奉国教,不接受三十九条信条的新教教徒,也和天主教一样遭受到各种磨难。她在英国国教掩护下,使用了强力,把英格兰变成一个新教国家。
1570年,教宗碧岳五世将依利沙白一世开除教籍,狂怒的女王便对天主教制定了残酷的法律,主日天不去参加英国国教派敬礼的天主教徒,必须缴纳很重的罚金,许多教友不久便破产了。一切天主教的举动都以叛国罪论处,不但做弥撒的神长,连望弥撒和接待神长的人一旦被捕都判死刑。仅管如此,仍然有许多青年到国外修道院去攻读神学,晋升神父以后,再秘密回到英国,冒着生命危险去巡视教友,鼓励教友。在依利沙白一世统治期间,曾有一百二十四位神父、六十一位教友为信仰牺牲生命,十六位主教被罢黜。
1603年,依利沙白去世,由苏格兰的詹姆士入主英国,使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新教王朝下合而为一。当天主教在英格兰逐渐被窒息时,爱尔兰虽然隶属于英国,却效忠罗马教廷。亨利八世和依利沙白一世时,都曾经想要以武力强迫爱尔兰人改教,但是爱尔兰的神长和教友,对祖传的信仰忠贞不渝,一致坚决反对。因此遭到长期蹂躏,教友的土地被剥夺,然后被赠送给英国国教派的教教徒,他们不但丧失财产,就连公民的权利也被剥夺。这种违反正义的高压政策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的末叶,但是始终不能使顽强抵抗的爱尔兰人屈服。爱尔兰人坚强地保持了他们的信仰,这对以后英国天主教的复兴,以及美国天主教的建立,有很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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